按照规定，一艘洋船正课为1950两，一次性征收。但洋船规礼银，进关要交，出关还要交。洪仁辉向乾隆控诉的规礼单上，一进一出，规礼计有68项，进关规礼30项，收银子1125，96两，出关规礼为38项，收银子533，8两，规礼银共计1600多两。
这68项，只是针对船的，另外还有针对货的，叫做分头。外商买货，所付货款，按银两算，每两都要由粤海关抽头。一两货款要抽0.054两到0.06两。
这些钱收上来怎么分呢，惯例是规礼的三分之二归海关监督，剩余的归他的家人。为什么是他的家人，因为粤海关归内务府管理，内务府本质上是管皇家事务的，是乾隆的私人机构。所以内务府的管理很有家庭管理特点，内务府的职务，往往都是皇帝给亲信的好处。
粤海关属于内务府下辖的机构，也有这种特点。皇帝将粤海关交给亲信管理，亲信则带着自己的亲信，一般都是家人、亲戚上任，由他们把持海关的各个职位。规定是可以带六十个人的，但一般都会多带几个，毕竟是发财的机会，当然要尽量照顾家人。比如李永标做海关监督的时候，就带了73人，包干了海关所有事务。
这些人不但瓜分规礼的三分之一，而且勒索的情况不可避免，利用职权收各种灰色收入，比如英国人曾记录过这样一个案例，有艘英国商船进港，海关丈量人员是从船头量到船尾，塞了银子后，就改为从前桅量到后桅。丈量后，要缴船钞，先是开价2000银两，经讨价还价并送上320银两后，500银两了事。
因此粤海关真的很肥，林则徐的得意门生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罢关征议》一文中曾提到粤海关，说海关看门人月薪都有800两银子。
但底下人拿到的只能是小钱，粤海关监督拿到的，其实也不是大头，他上面还有乾隆。由于规礼是正规合法的收入，还有账册记录，因此这块收入海关监督也不敢多拿，大多都拿出去孝敬了上边。一般是通过内务府大臣和珅报，每年不下100万两。
大头都孝敬了上边，海关监督当然不会满意，所以他们就会开发新的收入。典型的是乾隆四十六年，海关监督李质颖上任，先是拿生丝贸易旧例做幌子，重提限制每船生丝超过一百担的旧规。此时生丝、茶叶贸易已经是最大宗贸易了，洋船动辄采购上千担。旧例早就过时了，也没人提。
李质颖明白是找茬，当时的十三行总商潘振承马上送去了4000两银子，李质颖才放过了这事。这笔钱潘振承跟东印度公司协商，由东印度公司承担了成本。
如果这笔钱是一次性的，随机性的，那就属于勒索。
但是之后潘振承担心海关日后还会重提旧事，潘振承打通关系，以每担生丝额外抽取5两银子给海关监督为条件，让海关监督宣布废除限制。这5两银子，东印度公司表示愿意承担，就形成了给总督的常例礼物。
这种新开辟的“礼”，又不再官方记录的规礼清单上的项目，就不是规礼，被称为陋规。是不合法却又有一定规矩的收费，所以是陋规。
同样是这个李质颖，在第二年，东印度公司为弥补因英法战争导致的财库银根紧缺，派战船偷运鸦片到广州出售。清朝早在雍正年间就下令禁止鸦片售卖，在海关监督索取巨额礼银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功将200箱鸦片运到广州出售。
这种偶发性的，一次性的收礼，也是海关监督的重要收入。
这就造成官府记入税册、账册的海关正课与规礼加起来，一艘船收3600多两银子，可其他的各种不确定性收费，却让英国人都难以忍受。如果平均下来，一艘船所收的费用，恐怕都能超过5000两。
所以朱珪说，海寇收的税不高。
整个国家都处在这种不透明的征税状态下，所以才有后世专家认为中国古代的税收，是世界上最低廉的情况下，老百姓却感到苛政猛于虎，在王朝晚期甚至会官逼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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