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高额奖励的鼓励下，以及身处陌生环境下的谨慎，让雇佣兵目前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军纪。
在周琅这种友好的处理下，雇佣兵跟当地百姓之间的关系也相对融洽，至少目前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更好的现象是，当地人对向雇佣兵们兜售商品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十天过去，已经没有人会为跟雇佣兵讲两句话而喝彩了，大量商贩每天争先恐后的早早等候雇佣兵们出操，然后将他们精心准备的早点向他们推销，换取雇佣兵手里成色十足的银币。
受益于这种良好的氛围，周琅为軍队建立了稳定的物资供应渠道，他联系上了当地的几个较大的商铺，向他们采购粮食以及新鲜的蔬菜，甚至还买来了一些布匹等消耗品，甚至连火药都能买到，只是当地的火药质量不达标，科林认为没有实用价值。
十天时间，左营的社会秩序奇迹般的稳定，仿佛没有发生任何情况，当地人依然过着过去的生活，大多数人都继续留在城里，只有一些大户人家和富商悄然离开，但商人离开并没有影响商业运转，因为大多数商铺的东家离开了，掌柜的和伙计多少都留下来了。
周琅很庆幸没有跟当地人发生对抗，反而能够利用当地的商业体系，他将此归因于自己对当地人释放的友好，其实是他想多了。历史上，鴉片战争以及之后的每一次跟西方人的战争，中国的老百姓其实都是中立的。英国的资料记载中，两次鴉片战争，他们的物资供应大多都是直接在当地采购的。从广州到北京，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那就是有小贩挑着货物跟着他们的軍队行动，时刻准备着向他们供应商品。甚至在天津登陆的时候，当地妇女将自家的鸡蛋放在篮子里向他们的军营兜售。
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不能用后世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来要求王朝时代的中国百姓，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中国就不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帝国。老百姓心里就没有了强烈的民族关键，不再是统一之前的赵人、秦人，都只会意识到自己是天子的子民。至于谁是天子，跟他们的生活离得太远，根本感受不到。反正谁当天子，都需要他们纳粮纳税。所以对于谁去争天下，老百姓并不在乎，只要不伤害到他们，他们无所谓。
不过这十天周琅在左营的做法，也不全是没有作用的。他写的那些安民告示多少的有点作用的，每天在大街上巡逻的士兵，也让社会秩序没有失控，否则谁知道会有多少牛鬼蛇神出来破坏呢。
而且他的行为显然让当地的精英产生了误解，竟有人上门来投效。
周琅已经接见过三个自称举人的读书人，他们都是亲自投书上门，见了周琅后，都是满口“天下”“仁义”之类的说辞，表现的也都是一副贤人的城府，另外一个共同点则是，这三人都没用真名，周琅只知道他们的姓，名帖中是“王某，刘某”之类的。
这是很让人沮丧的事情，没想到自己只不过带了几十个人占了左营这么一座小城，竟然就有带路党上门，实在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如果英国人把中国早些研究透彻，他们是真的有机会在统治印度的同时占领中国的，因为他们在中国真的能找到一大批带路党，而且是颇有能力的带路党。
对这些人周琅是鄙视的，而他并没有跟他们撕破脸，对投书上门的人，他都接见，也都和颜悦色的听完他们的话，并且感谢他们，可绝不说出请他们帮自己的话，这些人也都端着架子，周琅不开口，他们也绝不会纳头便拜。于是周琅既不招他们，也不惹他们，但愿跟这些人井水不犯河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啊。
除了这些精英外，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当地的地痞流氓头子周琅也见过，城里经营赌场、院妓这些灰色产业的帮会头子送来的两百两银子他也安然笑纳，并且保证不会骚扰他们，可也要求他们不要趁乱作恶，对方唯唯诺诺的表示不敢。
当地不得志的读书人，下九流的流氓头子，这些人周琅可以敬而远之，不求他们为我所用，但求他们不搞破坏，可有一些势力，则让周琅都感到有些矛盾。
那就是当地真正反抗官府的会党势力，也就是天地会。
他进入作用第三天，就有一个自称天地会堂主的人拜访，他们并不是来投效的，而是来联盟的，他们希望周琅发兵凤山县，表示说他们几百兄弟可以作为内应。
乾隆朝末期的满清，并不是教科书中描写的康乾盛世，而是相当复杂和矛盾。
台湾作为一个边疆之地，则更加复杂，因此这里也是最混乱的地方。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基本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人地矛盾，就是农业社会中的土地养活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口，从经济上表现为农业无法为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就业不充分意味着有大量的闲散人口，这构成了最大的不安定因素。
这种情况在台湾也存在，经过满清两百多年的开发，台湾的平原地带基本上都开垦成了耕地。而且由于是殖民性开发，往往带有一种特点，那就是土地过于集中。台湾的地主占有的土地比例远比大陆更高。清政府在鼓励台湾开垦过程中的政策，助长了这种土地垄断。最开始是奖励收复台湾的功臣，比如施琅家族早在康熙年间，就夺占了台湾南部已开垦土地的一半之多，名为“施侯租田园”，将这些土地出租给佃户，收的租子叫做“施侯大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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