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国振在这文中很明确地指定：文人乃出自百姓，是百姓一员，文人所为天地、为生民、为往世、为太平，说来说去都是一个，为百姓！
文人的职责就是为百姓服务为百姓公仆，若非如此，便是偏离了正道，便是将文化变成只供少数人狎玩的妓`女。
此文一出，顿时在新襄旧文人中掀起轩然大波，长期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到了俞国振文中，读书人却是要为万般下品服务的公仆，这岂不是乾坤倒置？
一场大争论便在新襄展开，不过蒋佑中等新文人没有参与，倒是旧文人首先分裂。有些觉得被羞辱了的读书人甚至公开驳斥俞国振，而支持俞国振者亦不甘落后，这其中，章篪、茅元仪、宋应星等主动应战，他们都明白，这是向俞国振摆明立场的时候了，而且俞国振所说，正合孟子以来“民为贵”的思想。双方引经据典，从俞国振的话一直争到儒家道统，就在这时，出外考察回来的徐弘祖徐霞客一句话，让众人实现了共识。
“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来自于《尚书》中的原话，象是座山，将那些认为读书人就要比别的百姓高贵的观点击得粉碎。
紧接着，俞国振便放出了第二枚炸弹：《从屁股到脑袋》。
这部文里，俞国振提出了看待人物，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现实人物，都必须运用本质分析法，即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离不开其本质，也就是他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将决定他有什么样的思想。
此时新襄医学大昌，心为血之源脑为智之源的医学观点已经得到了普及，故此，俞国振的意思大伙都明白，就是立场与思想的关系。
俞国振毫尖锐地说，旧文人是屁股决定脑袋，他甚至公开指斥历史上所谓的清流，大多数都是沽名钓誉牺牲别人利益来维护自己利益之辈，这其中以如今的东林最为盛。比如说当今朝廷的危机，最大的不是流寇和建虏，而是财政危机。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目前来看只有收商税，可是东林对此是竭力反对，原因无它，东林的核心阶层，代表的就是东南沿海商贾化士绅的利益。因此，哪怕他们明知道不解决财政危机，朝廷就将走向不可收拾，可是他们仍然如此。
因此，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今日可以支持刘泽清、左良玉这样的军阀，明日就可以支持建虏这样的蛮族。
这些人越是关心天下大事，天下大事就越是一团糟。若是有必要，他们甚至可以说出朝廷用不着保证充足的耕地、普通百姓住房里用不着有厕所、要解决华夏危机须得给建虏先统治三百年的话语来。
因此，俞国振提出新襄治下要教育新文人，斥退旧文人，要培育新国学，改造旧儒家。而要做到这一点，特别是旧文人要想成为新文人，就必须将自己置身于百姓之中，真正到基层一线去，去看那些最普通的工匠、农夫、士兵，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厌恶什么。
唯有如此，才能让自己的脑袋决定屁股。
此论出后，已经没有人同俞国振相争了，相反，万时华第一个提出，要到新杭去教第一线垦殖的农夫识字，紧接着，所有新襄的旧读书人，一个又一个申请进入基层第一线——他们中有许多倒不是真的想响应俞国振的号召，而是想在基层中找到反驳俞国振的依据来。
在某种程度上，俞国振通过这两篇文章，将新襄治下各地的思想空前统一起来。
“南海伯所谋甚远，这个时候张溥来，会不会……有什么不妥？”茅元仪又问道。
俞国振这两篇文章统一新襄的思想，显然是为了开始和东林等等旧儒家进行思想急夺，茅元仪甚至判断，俞国振那两篇文发在《新襄学术》上，只是为了在《风暴集》上试声。他甚至可以想到，如果俞国振在《风暴集》上发表这两篇文，对于以东林为代表的旧儒家，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这是道统之争，甚至还要强过社稷之争——因为这是要挖东林等旧儒家的根啊。
这让他很是担忧，现在还不是全面宣战的时候。
“张天如这个人，其实很有意思……咦，那是什么船？”俞国振突然皱着眉，因为就在南面，一排至少是六艘战船出现在海面上！
“顾三麻子的余党？”茅元仪问道。
“应当不会，顾三麻子就算还有余党，此时也不敢出来了吧。”俞国振淡淡地道。
顾三麻子原是横行于舟山群岛时的大海盗，曾经几次试图拦劫新襄的海船，只不过新襄新式海船速度快，他们追不上，而旧式福船又总有炮舰护航，故此未曾得手，但对于需要稳定航线的新襄来说，他仍然是个大威胁，因此，俞国振此次专门去了他老巢“拜访”了一次。
“那么唯有一个可能，郑家。”茅元仪冷静地道。
郑家与俞国振有两年关系非常良好的合作期，俞国振花了大量银子，委托他们帮助运送人口。但随着新襄自己造船业的发展，如今新襄已经看不上郑家的船了，特别是新襄的战舰一艘艘下水，使得郑家开始意识到，他们独霸东海的地位受到威胁。而崇祯十年十二月起，新襄为了操演水军，直接介入了倭国的岛原之乱，帮助天草四郎时贞击败当地领主，导致倭国九州岛陷入混乱之中，平户（长崎）港落入了天草四郎时贞的手中，直接与羿港进行贸易，这绕开了当初新襄不得与倭国直接贸易的限制。种种变化，令郑家改变了对新襄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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