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章 刘文秀东行记二
一行人弃船乘马，进入武昌城中。
武昌城之中，虽然谈不上游人如织熙熙攘攘的。但是人烟也很是稠密。
刘文秀与周辅臣一起行动，周辅臣打出了伏波将军的牙牌，两边行人纷纷回避。
但也仅仅是回避而已。对夏军高官出行，并不是太过畏惧的。
想起成都的人心惶惶的气氛，刘文秀心中不由的微微一叹。张献忠在汪兆龄的劝谏之下，对四川士大夫官僚进行了打击。
不过，张献忠或者在行军打仗之上非常擅长。但是在政治手腕之上，就不是那么擅长了。
大西军仅仅占据了成都附近一带，在川东，川南这些敌人，与官军往复厮杀。
本就人心不是多稳的，里面定然有想两头下注的人。这也是人之常情。而张献忠偏要下手打压，自然掌握过不好分寸，形成打击面过大。
而士绅读书人在明代社会之中，就是当地有名望的人。杀人虽然不大，影响却非常之大，在整个社会之中形成惶恐的局面。
与武昌这边，根本不能相比。
罗玉龙最大的功绩，就是建立起大夏的文官体系。
当然这也是借助了江南的人才。
毕竟明末几乎独重江南。南直隶，加上浙江所出官员人数，几乎站大明朝廷五成以上。
这就是明朝东林党人的声势浩大的基础，而钱谦益也是东林领袖。
在他的帮助之下，笼络了很多有经验的大明降臣。
重组了文官体制。
南京毕竟是大明旧都，虽然南京这边这边六部都是摆设，但是基本的管理权还是有的，整个南直隶的行政兵权，都在南京六部之中。
钱谦益就是以南京六部基础建立大夏文官体系。
不过，大夏对明朝体制并不是完全承袭的，最少兵制与大明完全不同。
罗玉龙父子对大明体制有一个无疑的变动，那就是将内阁大学士与六部尚书合一。
这看上去不过是一个因陋就简的设计，但是其实上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权行为。
甚至罗氏父子连同张轩恐怕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原因无他，他们对大明体制的不了解。
在朱元璋设计的体制之中。
六部尚书是政府元首，但是真正决策权是在皇帝手中的，甚至户部大笔金钱调动，都必须皇帝同意。没有皇帝同意，六部尚书都不可能做任何改变的。
洪武帝是君相一体。
后世皇帝自然继承不了洪武帝这样的行为。内阁就应运而生了，但是内阁先天不足，乃是一个秘书机关发展过来，他最多的是承命办事而已。
皇帝将一部分决策权，也就是所谓披红之权，放到太监之上。
这也造成了明朝大臣不与宦官勾连，是不能掌控大权。
罗玉龙本身对具体行政并不了解，甚至很陌生，他将六部尚书与内阁大学士的职权结合起来，具体关注都是大略，从不关注细节
可以说除却兵权财权之外，所有决策权下放。很多大事。对大明体制的修改增补。都在内阁层面订下来了。
内阁权力大增，除却兵事之外的事情，几乎是内阁与司礼监的合体。
其实清廷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在大明制度之上的增补修订。
大明朝之所以落到这个程度，其实也就洪武体制的崩溃。但是现在最方便建立的统治体系，就是继承明朝的体系，并在在体系之上做出更改。
从这上面来说，大夏与大清在体制之上，大同小异，都是在民政上继承大明体制，在军事上另开一道。
不管怎么说，任何体制都强过没有体制。
张献忠这边完全是没有体制，也没有规矩，张献忠打击面过大，引发了民间群体性恐慌。
与大夏治下的情况，根本无法相比。
刘文秀心中感叹没有平息，周辅臣已经将刘文秀安置在驿馆之中了。
罗玉龙与刘文秀也算是旧识了。
毕竟双方位置在献营与曹营的地位相差不大，在崇祯十四年之前，在杨嗣昌的天罗地网之下，曹营与献营的联系相当紧密，双方彼此交情不浅。正如汪兆龄的判断。
对于现在罗玉龙来言，刚刚登上帝位，掌控大夏之后，一方面他要镇之以静，让大夏上下适应他的统治。
习惯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大家习惯了，罗玉龙的统治也就理所当然了。
另一方面，罗玉龙也迫切立下一些功勋，好让大夏上下都看见，他罗玉龙，现在的罗珑。决计不是虎父犬子。而张献忠抛过来的橄榄枝，自然是被罗珑接在手中。
故而刘文秀一到，还没有一日，就得到李国辅亲自来传信，请刘文秀进宫。
第二日一早，刘文秀一大早，就来到皇宫门口。
刘文秀来的很早，大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就来到了这里，但是仅仅是耳房等候，听外面静鞭响后，大队文官入内奏事，一连商议了好几个时辰，等天光大亮之后，众臣才散去。
期间刘文秀用了一些点心，垫垫肚子。等朝会散去之后，刘文秀才被请进偏殿。
刘文秀一进偏殿，只觉得光线微微一暗，他眼睛微微一缩，随后才适应了。看见罗玉龙坐在书桌后面，一边摆满了书架，好像是图书馆一样，而且这些书架之上，还贴着不同的标签，如南京，浙江，淮安，福建，江西，湖广，河南，东虏，南明，大西，还有赋税，兵力，土地，海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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