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日本这些低级官员开始尝试改换门庭的时候,日本的“几大”钢铁集团的头子们也开始与“昭和维新”派们开始接触。这些接触最初是维新派提出的。北一辉利用自己的渠道,向这帮钢铁企业提出订单生产的要求。由维新派提供铁矿,这些钢铁企业开始生产。
北一辉在关东大地震时期积累的人脉当中有不少是大学生,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有些关系生分了,而有些年轻人一直在追随着北一辉。日本反封建联盟中,有想当一部分人都是这些曾经的年轻大学生。
这些学生毕业后有些成为了官僚,有些则加入企业集团,还有些富裕家族出身的继承了家业。由他们穿针引线,北一辉的要求在不少企业中引发了激烈的反响。
日本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原材料,缺乏市场。为了能够扩大原材料进口与商品出口,日本统制派提出了种种想法。最有趣的莫过于统制派之中同时存在着继续侵华与对华友好的两种观点。甚至同一个人都经常在这两种观点中摇摆不定。
北一辉是一个对华友好派,日本资本家们都知道这点。资本家最注重利益,侵华需要巨大的投入,其成功几率现在看起来微乎其微。资本家当然不肯把钱投入到这么一个“项目”里面来。而且统制派还用战争来威胁资本家,让资本家们更是感到强烈的不满。
既然维新派已经干掉了统制派的核心成员,又斩断了天皇裕仁对军队的控制,资本家以及财阀们都认为有必要与北一辉好好谈一谈。
双方是以钢铁为由头坐到一起的,从中国归来的长谷川信繁是从事私营企业管理的。在中国的工业生产已经实施了招标制。工业生产招标制有全包,有分包,招标制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越来越完善。而且这个完善可不仅仅是某个或者某一批企业拿到订单之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每个企业在招标生产过程当中都要完成某一项或者多项生产技术的改进,以及承担一部分科研项目。甚至还要强制性淘汰一部分落后的设备。
这是人民党工业进步的基本推动之一,虽然竞争还没有达到自由资本主义那种残酷的程度。人民党从来不反对竞争。还用相对有序的手段来强行提升企业的能力。只拥有陈旧的设备与技术,靠关系来获取订单的事情在中国是存在的。不过这种事情一经发现,立刻会遭到严厉的惩处。可不是没有人因为这种舞弊而掉了脑袋的。
某些鬼迷心窍的公务员甚至党员在这这中间玩花样,名义上做出了改进,实际上并没有达成改进。一经之后,他们都去新疆监狱里面植树造林去了。
长谷川信繁为首的维新派谈判团与日本的大企业谈判之后,登时就震住了全场的人。日本企业根本没想到竟然还有如此的办法。有一部分企业的所有者是勃然大怒,而另外一些企业所有者眼前仿佛打开了一个新天地。北一辉宣传主持的科技树计划进展虽然很慢,却托了这个宣传的服。北一辉有充足的时间跑遍了日本所有的工业财阀。不少财阀曾经很不解北一辉的这个“科技树计划”应该如何与生产相适应。这次他们总算是明白了该怎么做。
在弄明白这些之后,长谷川信繁就谈起了“国家监督”的作用。因为在中国二十几年,长谷川信繁的日语已经不是那么流利,更重要的是他还经常冒出些汉语来。有些名词甚至需要长谷川信繁在黑板上写出来,再专门做出解释之后才能把谈话继续下去。这些不便并没有让那些企业主有什么不满,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这样的“高度计划”的体制上了。
“诸君,我并不想向大家隐瞒我是个**者的这个事实。我甚至很自豪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徒的身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由国家出面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凡是致力于通过生产力发展来营运的资本,我们都会保证其合理的存在。凡是不试图采用暴力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我们都不会用暴力去摧毁他们。在未来长期的竞争当中,诸君一定会亲眼看到生产力发展是如何推动日本向着更加富强、文明、人道的方向前进的。”
长谷川信繁的声音里面充满了自信,在中国二十几年中,他不仅仅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他还投身于推动这种变化的行列中,为其奉献着自己的努力。
“大萧条还没有完全过去,我相信诸君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有其内在制度性的缺陷。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以后我会详细的与诸君讲述这个问题。现在我要讲的是,如果诸君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够生存、发展,变得越来越先进。那么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比无产阶级劳动者的政府更可靠。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仅在迫害着劳动人民,同样在迫害着诸君。我可以保证的是,现在的政府是不可能与中国政府达成如此全面的贸易协议的。”
财阀以及企业主们都对这话印象深刻。他们其实已经知道,维新派控制的由前军队企业改制而成的国有企业,此时已经拿到了订单。工厂的生产逐渐恢复,因为大量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这些企业的员工已经稳定下来。有这些企业作为依托,东京的低收入人群的日子竟然不比兵变前变得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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