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又如何？”图们叹息一声：“现在不是隆庆元年的时候了，再想跟当年那样，可不容易……戚继光和李成梁这两个人，一个都不好对付啊。”
说到隆庆元年那件事，脑毛大也不禁叹息，道：“当年那样的大胜，真是回想一下都觉得痛快啊。”
他们俩说的这件事，跟蓟镇这些年的防务水平变动关系很大。
昔日，嘉靖四十三年的初春，图们汗冲击山海关等关隘未果，到三年后的隆庆元年终于得逞。这一年秋末时节，图们汗的十万人马拆毁河岭等处明军疏于防守或干脆无人防守的长城二十九处，冲破界岭口关守，一举攻占台头营。
之后，蒙军分兵到抚宁、卢龙、昌黎、乐亭等县到处烧杀抢掠，并欲攻占和捣毁昌黎县城。昌黎县城被围攻达四天之久，昌黎军民拼命死守，才未失陷。
短短数日间，昌黎、抚宁、卢龙、乐亭等县被杀害的黎民百姓多达一万两千五百余人。
朝廷闻讯之后，急调时任辽东总兵王治道领兵入山海关，与时任蓟镇总兵李世忠统帅的部队从东、西两面截杀犯境的蒙军，并派时任辽东巡抚魏学曾入驻山海关镇守。
几天后，蒙军向义院口方向突围，在义院口又拆毁长城十六处，夺路而逃。
不过他们运气有点差，待逃至棒槌崖时，遇大雾迷路，战马失蹄，坠落深涧者众多。
当时正是新君即位，朝廷内部又碰巧徐阶开始打压高拱，而徐阶只是个官僚，争权有一套，边事几乎没去管，于是明军的战斗力也就不必多说了。因此真正打仗的时候多不敢战，战后却争抢蒙军自坠棒槌崖的死者首级报功。
不过此战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开了辽东镇与蓟镇联合作战的先河，两镇之间的互动由此始。而能把两镇的防务紧密结合起来的契合点则非山海关莫属了。
在嘉靖年间，山海关及其邻近地区的长城因多次遭到冲击，险情不断，均陆续加以修补，但建筑格局并无大的变动；到隆庆年间，在戚继光到来后，这一带的长城防御建筑与设施才作了大的改动。
隆庆继位登基之后，基本上一直都是跟着高拱的理政思路行事，为改变畿辅地区屡遭侵扰的险恶局面，遂决定调用在南方御倭立有大功的戚继光和谭纶到北方整饬边防，训练边兵。
隆庆二年夏，在新任蓟辽总督谭纶的鼎力举荐下，朝廷任命年轻时曾在蓟镇数度戍守的戚继光以都督同知职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后又任命其担任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总兵。
于是，戚继光在朝廷的支持下，在整顿、训练守边部队的基础上，开始大力整修蓟镇的长城防御工事。
嘉靖年间，宣府、大同一带的长城在修治时，建造了不少烽堠墩台，而蓟镇的一些险要地区的长城在修整时却没有增建墩台。
因此戚继光主张，蓟镇长城在再修整时应作大的改动：一是加高、加厚原有的边墙，在墙两面均设垛口，异常冲要的地区修筑重墙；一是在长城线上加筑空心敌台，作为边军驻守的御敌堡垒。
在此之前，蓟镇长城线上也曾筑有砖石小台，但小台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且台很小，既难以掩蔽士兵，又难以贮存军火器具，在实战中作用不大。戚继光决定“筑高台，建庐以栖火器”，并根据地形决定敌台的修筑地点和形式。
他认为，敌台间距要根据地形地貌，或近或远，紧要地区数十步或一百步筑一台，次要地区一百四五十步或二百步筑一台，两台相应，互相配合。
同时，有实战作用的敌台一般应高三四丈，周围为十二丈到十七八丈；要以巨石或砖筑台基，与边墙同高，向外突出一丈半左右，向内突出半丈有余；台分三层，中间虚空，四面留有箭窗，上层有垛口。
每台驻兵三、五十人，并贮备必要的器械、餱粮。在敌台之下，另有驻屯军队，与台上守军配合作战，防止敌军拆墙内犯。
当时高拱已经回朝主政，朝廷的财政状况开始好转，于是采纳了戚继光的建议，但因为财政也只是刚开始好转，没法投入太多，便把应建的敌台数目由3000座减少到1000多座。
戚继光和谭纶调配兵卒，开始了大修长城的工程，到隆庆五年，修起1017座敌台，并将沿途长城均视情况加以补修。当时，山海关地区在总督谭纶的亲自主持下也大动土木，在山海关两侧的长城，特别是角山、后角山修筑了不少敌台。
戚继光镇守蓟镇，训练兵马，整修长城，加筑敌台，再加上当时高务实给他提供了新式的火器图鉴，虽然还没有京华军工出现，但戚继光自行打造，也使山海关一带的防御能力大大加强，令前来侵扰的蒙古骑兵再也不敢轻易攻城。
此前已经说过，高拱的北部边防思路是“西怀东制”，所以准许戚继光在蓟镇大修长城的同时，又以把汉那吉投明事件为契机，完成了俺答封贡。
此后，图们汗和兀良哈朵颜部的一些人马虽然仍到山海关和山海关邻近的一些长城关隘窥探、进犯，但由于这一带敌台密布，已使他们很难再沾到多大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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