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的仁义似乎有范围限制，东海另一边的岛国看起来不在服务区内。因此，甲斐姬不久后收到的飞鸽传书写得非常明白：“……务必精准控制对双方之援助规模，确保双方打到精疲力尽、油尽灯枯为要。非其如此，方能确保后续干涉之顺利，确保异日演儿权威之巩固，切切。所需一应物资，无论军械、粮草、铜钱亦或其余，均准先用后报，以免贻误战机……”
而当甲斐姬看到这封回信时，高务实却在趁着午间休息的闲暇，于户部值房接见几位京华下属的掌柜。
这几位掌柜虽然也叫掌柜，但正如世界五百强的总裁和一家注册资本不到一百万的小公司总裁都叫总裁一样，这些管事可不比京华商社、京华基建、京华船舶之类的掌柜。这么说吧，高务实眼前的这几位掌柜每年业务额加起来还不到上述任意大部门掌柜每年业务额的九牛一毛。
然而，这几位掌柜今天却能得到高务实的亲自接见，可见他们干的活儿虽然“不值钱”，但这活儿本身却很重要。
是的，他们手头的活儿确实很重要，因为他们是京华在大明“舆论口”的几位关键人物。这几位分别是《京华周报》、《半月时论》、《燕京周报》、《经济旬议》四大京华系报刊的掌柜。
顾名思义，周报是七天一出，旬报是十天一出，半月则不必多说了。值得插嘴一句的是“周报”的“周”，现代人当然早已习惯“周”或者“星期”，但其实中国古代本没有“星期”一说，京华之所以搞出“周报”，原因是高务实当时随手安排的时候忘了这茬，后来为了圆谎才用“星期论”忽悠。
“星期”起源于西方，古代犹太人创制了以七天为一星期的七曜记日法(日、月、火、水、木、金、土合称七曜)。其实早在唐代时，这套七曜历就传入了中国，但并未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直到鞑清末期，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
十九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同时把基督教中的“礼拜日”带到了中国。渐渐地，中国教徒们也和西方传教士一起在礼拜日进行传道祈祷。这是中国人对西方星期日(礼拜日)的最初印象。
鸦片战争之后，大量西方人涌入中国，他们将本国的生活习惯带入中国，在星期天进行休息娱乐。一开始，中国人对此充满了好奇，日子久了，也就认同了，或者说见怪不怪了。
虽然当时上海的《申报》也曾发表社论称“西洋各国的星期日休息制度于人生有益，中国应该仿行”，但从认同到改变自身的习惯还是有很大的困难，这时的中国人对“星期日”才停留在认识阶段。
时间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所在洋务运动创立的高等学府——福州船政学堂，率先给学生放假过星期天。究其原因，则是要照顾外国教师的作息习惯。当然，这也算是开了先河。
随着戊戌变法的推动，各地的新式学堂陆续成立起来。由于“西学东渐”之风的盛行，一些新式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全校师生星期天休息的制度。不过当时还很少有“星期日”这个称呼，通常以房、虚、昴、星四字代替——这是根据中国的二十八宿值日法推算而出的。
除了新式学堂，一些与维新变法相关的社团也实行星期聚会或休息制度，即每逢“房、虚、昴、星日”为休息日。经过多年的潜移默化，以星期为时间周期的观念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已被中国社会所接受。
高务实为了给自己找补，也把“房、虚、昴、星”的说法拿出来忽悠，并将这四日之间的时间称之为“周”，算是提前两百年搞出了中国的“星期”制。而这一切意外的根源，就是为了掩饰《京华周报》、《燕京周报》里头的“周”这个概念。
其实京华一开始在舆论口办的报纸挺多，但高务实在这件事上面没有采取京华一贯的垂直管理模式，而是玩起了“养蛊”——一下子创办二三十家报刊，然后放手让他们自由竞争，看谁能活得下来，最后在不同类别中挑一个最强的留下，其余废弃。
这几个不同类别中佼佼者在此后既要坚持自身发展的比较优势，又要在高务实有大动作之前进行先期舆论铺垫，还要不时对舆论进行悄无声息的引导，甚至在万一出了什么事之后干些转移舆论焦点乃至洗白的勾当。
朝廷的确有邸报，但那玩意儿理论上是只有官员能看到的，覆盖面简直小到离谱，根本起不到“舆论口”该有的喉舌作用。
高务实多年前就搞出了报纸这项新兴产业，只不过这些东西的发展也需要一个过程——还记得早年前京华通过京师各处茶馆的“茶博士念报”来推广吗？现在多年过去，念报居然成了大明各地茶博士们的一项重要业务，说起来也是很有意思了。
当然，“念报”业务蓬勃发展主要是因为当前民间的识字率太低，读书人无论是否有功名在身，自然都是选择自己看报的。事实上，仅京师一地，京华这几大报社已经各自拥有了五到八万的固定销量(当然其中的销量重合度肯定也不低)，让高务实惊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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