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因在自己面前炫了把学问，赵昺看着其难掩得色，当然也不吝啬露出些许赞赏之意，让其陶醉片刻。而他清楚在演义中名臣贤士遇到明主纳头便拜，心悦称臣，谱写段君臣相宜的历史佳话的事情，在实操中几无可能，不过也可能是自己魅力不够，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好事。
事实上赵昺遇到的‘能人’多是自己以诚待人，相互经过长时间考量才归心的，就是相交于危难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忠贞之士。更多者是迫于生计，或是求财，或是求官，甚至是保命才会出现甫一见面就表急忙忠心的人。
至于那些名儒贤士往往十分清高的，做不出‘一见钟情’的事情。而且对所谓的‘明主’十分挑剔，对其的品行、声望、学识、执政理念等等皆会在意，即便有心投靠也会待价而沽，看皇帝能否开出合心的‘价码’。
对于刘因赵昺还是十分赏识的，几次见面其虽然怼了他好几次，深陷敌营没有表现出对他这个帝王的畏惧和卑微之色，体现了一个传统士人的风骨。而其学问自然不会差，否则他一个穷酸也不会在中原儒林赢得魁首之位。
当然赵昺对刘因的敬重是来自于其的风骨和学问，而非他的治世之才。那种所谓窝在深山苦读几十年，精研治世之道的隐世大才，一出手就能济世救民，统一天下的大儒，他没见过，也不敢用。
想想以当下的通讯水平，又身居偏远之地，‘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就是个传说，其学问再高也是不谙世事，不明天下形势及帝王所思，百姓所想，又毫无治政经验的空谈家，如何有针对时事提出自己建议，制定完善的措施。且即便其敢提，赵昺他也不敢用啊！
不过赵昺也认识到真正的儒者或儒家，并非人们一般会想到那些懦懦弱弱，文质彬彬，手捧书卷，只会死读书，而手无缚鸡之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腐儒、酸儒，且满嘴之乎者也，满嘴仁义道德之人，而且泥古不化，逆历史潮流而动。
他的师傅无论是应节严，还是江璆皆是文武皆通，学识渊博的儒士，而如陆秀夫和文天祥等一班僚臣也皆是如此。且他们最宝贵的宝贵的不是金玉而是忠信，不谋求占有土地而把仁义当做土地；不求积蓄很多财富，而把学问广博作为财富，他们在适当的时局和正义的事情上才出来济世，否则宁愿安于普通人的生活，邓光荐便是如此的儒者。
对真正儒者最恰当的说法便是我们熟知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见利不会忘义，见死不改操守，有勇武气力但不轻易施展。做事有谋略，能预见未来，故有所准备，不学习什么权谋之术，敢于直谏，为民请命。
另外凡有大智慧者，大家肯定都能想到，有见识的人，他的学历一定不低，即使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导致并没有在学校接受过系统的学习，但是他一定自学过很多东西，眼界远胜于常人，必然在社会，经济，人际关系，政治，博弈论，文化等方面有自己的一定见解。对于政治能够从多角度与多方面分析，而不是拘于某些单纯的层面。
在刘因身上赵昺看到了一个儒者应具备的所有素质，其虽然没有入仕，缺乏治政的经验。但其久居地处交通枢纽的真定城，也使这里成为消息流转之地，且与各地儒者的交往，使他不难获知各方面的情况。而他又身处底层社会，对平民的生活状况定然感同身受，必然对当前社会和局势有着自己的认识和判断。
孔圣也有‘学而优则仕’的入世之说，更是将‘为王者师’作为一个儒者最高追究。当然刘因肯定也不会免俗，否则也不会应诏前往大都面圣。至于没有入仕也许是真的因为身体有佯，但也可能是因为不为言说的原因，但其心中肯定有一展胸中抱负，实现济世救民的理想……
赵昺当下与刘因相处已有一个来月，两人见面机会不多，谈话也说不上平和，不是互怼就是相争。今日算上难得的和谐，看其相谈的兴头正盛便请教道：“静修先生，宋元决战在即，若是我朝侥幸取胜，将蒙元逐出中原，未来必然还会相争于塞外，采用何策略为上？”
“草民学识浅薄，不敢为陛下献策，但可就自己所知一二言说于陛下！”见南朝皇帝向自己请教，刘因还是有些恍惚，但很快便冷静下来，略一思索道。
这些日子南朝皇帝知其在观察自己，而他何尝不是在考察其。以他来看，南朝皇帝虽然年轻，但做事沉稳，行事果决，十分受臣僚们爱戴。难得的是其身为皇帝，待下和善，对他们从不苛责，且生活简朴，身上穿的常常是与侍卫同款的旧衣，吃的也与众人无异，非遇假日和大事少有宴饮。
在治政上，刘因也发现南朝皇帝关心民生，出台的政策也多维护平民利益。在选才用人上虽事功轻学，他也能够理解，毕竟维护一个国家的运转缺不了钱粮，而这么多年来时刻面临外敌威胁，也需要巨额的军费保证战争开支，如此用人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他也明白中原士人在蒙廷屡遭色目人打压，也多是因为献策好高骛远，太过理想，难以实施。又眼高手低，不善理财，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才被大汗所弃，一再坐冷板凳。而急功近利的蒙汗启用擅于理财的色目人上位，却导致官员贪腐，政治糜烂，国家动荡，民不聊生。两厢相较，南朝皇帝还是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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