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从长远看，我们要守住长江防线，则要动员数十万常备军陈兵江南，糜耗的军费每岁是以千万计，即便敌不来攻，亦要常备不懈，这些钱更是少不了一文，长久必然使得国无积蓄，旦有事情便要增加赋税，使得国困民贫。且时间长了，不仅使兵将懈怠，再无战力。还会滋生贪腐，毁掉我们多年的心血。”
“陛下之忧，臣以为极是。但总归饭要一口口的吃，总要先稳住朝政，积累钱粮，才能一鼓而下，收复中原。”应节严轻笑着道。
“先生怎生丝毫不急呢？朕心中像着火了一般，总要帮朕拿个主意啊！”赵昺看老头捋着胡子、喝着茶，心中更是着恼，又一屁股坐下道。
“陛下，为君者要稳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此刻形势复杂，陛下更不能先乱了阵脚！”应节严给小皇帝斟上茶沉声道。
“嗯，先生教训的是，这些日子朕是有些急躁了！”赵昺觉得自己就是贱，老头儿一变脸他就心虚了，老实的承认了错误。
“臣知道陛下的心意，但是此事是急不来的，且即便凭着刀枪威胁压服，也难以让人心服，旦有机会他们便卷土重来未可知。”应节严言道，“另陛下所行之事不仅牵涉甚广，又涉及祖宗家法，岂是一朝一夕所能尽数改变的。”
“那先生以为当下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事？”赵昺想想也是，三百年的规矩早已刻入骨髓，在思想中根深蒂固，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又怎能轻易的屈服，他拱拱手向老头儿请教道。
“臣以为当下以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国是、编敕和科举三事，其次是兵事！”应节严略一沉吟道，“国是定，然后设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谋，下无趋向之惑，天下事不难举也；编敕修订法典，天下人共遵之；科举，可选天下人才为陛下所用。如这三事毕，则人心定，天下稳，陛下自可远图。”
“先生所言甚是，但是朕觉得要完成三事，少者要三年，多则五年才可初建成效。朕觉的时日太久，可否借用秦制，套用商鞅之法呢？”赵昺琢磨了下，试着问道。
其实在收复江南之初，赵昺也是想与众臣举行公议，商讨国是，定下远期的战略目标和近期的发展规划。通过编敕来打破祖宗家法的桎梏，并借此进行政体改革，构建新的战争体制。至于科举当然也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以广泛吸收人才，完成新老交替。此刻他觉得老头儿之意是要实施‘法治’，以此为据构建新的政治结构，而他觉得秦制是由法家主导的，且在战争动员和执行力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因而借机提出自己的想法。
“陛下万万不可，秦制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非是立国之道。而商鞅之法看似可富国强兵，却是亡国之法，亦是秦二世而亡之根源……”应节严一听就急了，连连摆手道，进而对其展开了说教。
赵昺起初不知道老头儿为何会如此激动，但是细听下来却也不无道理，其意大概就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全民皆兵在特殊时期是一件给力的事，因为战争动员能力强，战争效率高，国家体制都是面向战争的，一切财富、阶层都是为战争服务的，这样的国家在交战中是无坚不摧的，它只能是赢家，因为它把全部都压在战争上，输不得，也输不起。
按照赵昺的理解就是如果输了，便像战败的日本一样，会空降一个管理CEO来个拆卸，将****的零件拆完，按照“和平的意愿”重组一个正常的国家。如果赢了，那弊端同样大了，因为战时体制势必要向和平体制转化，而战时被隐藏的矛盾，真正的阶层之间利益的博弈，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刻，就要爆发出来。
所以说秦国政体本质就是****国家，它就是为战争而生的，秦国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为令六国闻风丧胆的力量，一看就秦军黑色的衣服就以为是死神降临。而原因很简单，秦国是以对外扩张而谋生的，且秦国的每一个子民都是为战争而生的，阶层划分不是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也不是靠“拼爹”，完全是靠军功——斩首级的数量。
通过杀人的数量来获得财富、土地，通过斩首来晋升，封爵，而且秦国大量的文化艺术作品包括民间艺术，都是在为军人歌功颂德，整个社会已被洗脑。所以秦朝统一后很久，实际还处在战争状态，它的靠军事统一的，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政治制度，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律法”，更没有统一的文化，六国贵族势力依然在，而且势力还不小，这些旧贵族，尤其是楚国旧贵族迫切需要分享权力，秦朝当然不允。
秦朝的郡县制实现了中央集权，这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它是不成熟的，因为当时没有科举制，不但是平民百姓，就是有一定实力的贵族都没有进入权力核心的途径，所以秦朝统治岌岌可危。而一个成熟的国家体制，势必要考虑到方方面面利益的平衡，特别是具有一定实力的那拨人，得让他们中的一部分能站到权力核心，这样才有助于国家的稳定。
“陛下，不用过于烦恼，事情也非陛下想的那么困难。虽然治国之权归于执宰，但是任免宰执之权却在陛下手中。且宰执有过自有台谏弹劾、百官参奏！”应节严看看小皇帝面带忧色，愁眉不展，显然是上火了，笑笑言道。
“唉，姜还是老的辣，朕真是忙糊涂了！”赵昺讪笑着拍拍脑门道。大宋法度是政府与台谏的分立，人们也惯常将“执政”与“台谏”对举，可以看出其中有着非常明确的分权意识：“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
而君主则居于超然地位，“常使两者（执政与台谏）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如是，“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无所事”。君主不要专制，是作为宋朝的一项宪则惯例传承下来的。但他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精妙的政体结构，体现了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之美——谁说传统政治中没有优良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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