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二，周云与兄弟们一起，在经济管理处内吃饭，摆上了一百桌，痛痛快快地吃喝。
就在周云吃饭的时候，小分通知他，重庆来了电报。
重庆给自己电报的，只有戴局长。
周云让小分接收了电报。
果然是戴局长发来的电报，一则是慰问，二是给周云布置了一个任务，让他想办法将两个人送去香港。
当周云看到那两个名字的时候，不禁楞住了。
护送的人是高宗武、陶希圣。不对呀！周云晕了，急忙让小分查二十一世纪的资料，果然，这两人正是那资料上的二人。但按上一世的资料所载，这两人在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到了香港。
可局长的电报说的很清楚，护送的人正在那两人。
“小分，这是什么回事？”
小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上一世的事，在你穿越后，不一定发生。就算是发生了，也不一按是原来的轨迹。那么，这两个人没有离开上海，也就不足为奇了。
周云点头，这倒是直的。就拿两件事来说，就说明了时间发生了变化。一是武汉日军机场的被袭，与原来的日期不对。
还有，今井武夫的事。上一世中，今井武夫与假宋子良说了半年多，到了快一年了，才发现宋子良是假的。但到了这一世，他们刚谈两次，就被周云捅了出去，得到了周云的提醒，戴局长不让老曾再来香港冒充了。你再来，那就是找死。
而东京得到了伊藤家族的消息后，便安排人调查，最后确认，此宋子良非彼宋子良。于是，东京大本营内到处都是骂今井武夫的声音。你一个高级的特工，看不出来那个家伙是西贝货吗？还与他谈的那起劲？你这是丢了大和民族的脸！
今井武夫只得低着头认错！幸亏他老师在首相的心目中有一定的份量，替他说了不少的话。最后，总算是让他去了前线部队，当了一个联队长。
从一个大本营的中国课课长调成一个联队长。这是将他从天上拉到了海底了。
周云想到这些后，便对于高陶二人还在上海的事，不再怀疑了，那就执行命令吧。
马上要过年，很多人都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专心去吃喝玩乐，就是警察局与特务处也是一样。特务处的人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请了假，而经济管理处则留的人多些，毕竟那些关卡还需要人守。越是过年的时候，越有一些冒险的人。
吃完饭后，回到了家中，周云便调出了上一世中的资料看了起来。
陶希圣，原是北大教授、法学院政治系主任。
七七事变后，他应邀到庐山参加老头子召集的“牯岭茶话会“，之后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工作，又被选为国民参议员，从此弃学从政，进入政坛。
抗战初期，陶希圣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甚为悲观，参与了“低调俱乐部“，追随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鞍前马后，出力不少。
尤其是1938年12月19日，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机场，铸成大错，在歧途上越走越远。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第三次声明，引起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愤怒声讨。
重庆当局随即将汪精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后又派刺客潜入河内汪精卫住宅行刺，结果误杀曾仲敏。
事后，陶希圣在香港为《南华日报》撰写一篇题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的社论，声称“自抗战以来，汪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求国家命脉之保存，求民族生机之持续，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主和无罪“，继续为汪精卫的投降行径作辩护。
后来，尽管陶希圣对日本政府的劝降政策开始有所觉察，不赞同汪精卫以组织“新政府“来与日本谋和的做法，但出于他和汪氏多年的交情(早在1927年他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任内就与汪精卫一派人士接近，成为具有汪系色彩的学者之一，后在主持由周佛海组织的“艺文研究会“期间，更是经常和汪精卫晤谈，引为知交)，在焦虑与彷徨中仍然从香港去了上海，参与汪日谈判。
此时，他已在汪逆的卖国投敌活动中陷得很深了，如果再朝前走一步，就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高宗武自幼赴日本留学，193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因在《中央日报》发表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引起国民党高层蒋介石、汪精卫的注意，提拔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
后来高宗武奉派驻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
高也是“低调俱乐部“的中心人员之一，赞成汪精卫的“对日和谈“主张。
1938年7月高宗武秘密抵达日本东京，本意或许是进行和平试探，实际上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跟日本人牵线搭桥。
同年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签订《日华协议记录》，为汪精卫的卖国投敌活动充当了开路先锋。1939年5月高宗武还随同汪精卫、周佛海访日。以后，高也多次参与了汪日谈判活动。
高宗武、陶希圣虽然一时大节有亏，但毕竟不同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正如陶希圣自己所说的那样:“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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