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有云：县，系也。从系，持县会意。
县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地方行政区划机构，除了春秋时一度出现过县比郡大的例外，它一直是最基层的建制；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看上去竟是那样微不足道，所以把“芝麻官”这个别号赠给主持县政的官员，倒也是顺理成章的。
别看县官的品位越往后越降格，可是做皇帝的却对其人选和作用越来越重视。比如汉朝时，尽管有“郎官出宰百里”之语，有资历的尚书郎方能出任县令。封建时代皇权不下乡，县级是最小也是最重要的行政单位，肩负着上系朝廷、下衔乡里的重担。到了明清，朝廷有六部，县有六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做得好了，县官又称“父母官”；做得不好，就是“破家知府，灭门县令”，可见其权力之大。
即使在现代，县级单位仍然是国家行政运转的基石。凡是中|央有的部门，县级基本都有，而且很多情况下会倍增。后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省部级的高官，绝大多数都经历过县委书记这一职务的锻炼。与老爸愉快地达成君子协定后，张汉卿鼓足干劲，倾全力对新民进行全方位的行政试点，他的抱负，终于可以大展了。
它的结果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因为他的发起人是少帅。
在建党之初，他就在《人民党地方组织条例》中明确了党政官职的规划。将来，省市县乡四级政|府都是党委领导下的集体负责制。以奉天省委为例，远期架构是设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这三驾马车。专职副书记这一正二副三位书记，这也是后世经过无数次经验积累的好架构，既减少冗员又能减少内耗。作为党对政|府以及对立法会议的控制，省委书记都例兼省议长。
副书记专职负责党群，既有人事权，又例兼管公共安全和联系公检法司。另外党内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纪委部长都是当然的常委。由于书记的职责在党外主要负责团结其它党派与公共关系，即控制各级议会的方向，特设统战部长为其主要助手，但一般不入常。
政|府中的常务副省长、一位副省长也都是天然的常委，还有一位省委大管家的秘书长、省会城市的党委书记外加省警备区司令共11位常委。这个将成为定制，除非中|央常委会特别批准，没有例外。
所有的下级党委常委人选由上级党委会决定，而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纪委部长都接受同级书记和上级的同类机构双重领导，以最大程度避免党政一把手的绝对权力。特别是管党内纪律的纪委部长，张汉卿的职务设计要求是：既能有效防止同级党政机关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腐败，又能被有力地约束防止内部腐败。
一个创新是，在11个常委制度下，每位常委都有自己兼管的业务，对自己的分管人事有极重要的提名权，这样可以在人事权上牵制一把手的插手。另外，凡是组织部、纪委部提出异议的人事案，被强行表决通过的，一旦事后证明在此期间有问题的，所投票赞成的常委负连带责任。这样，对于带病提拔的人员，掂量着自己的乌纱帽，很多人很多时候会仔细考虑风险的吧？
这些大方向上的思索此前只是纸上谈兵，现在，在新民县，都将成为现实并检验着这套制度。
同人民党组织办法规定相一致，新民县政权机构也将采用皿煮集中制。与省级的11个常委制相衔接，县级同样设立11个常委。
行政架构的建设的原则是能合并的合并，能减少的减少，原则上将来可以随着人口的增加酌情等比例增加办事人员，但机构不要更换太多。要知道冗员历来都是大问题。编制反复向来是中国行政也是世界行政史上的大难题，几乎世界每个政|府的组织机构都不能例外，特别是中国建国后行政机构改革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特别是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时，为了“抢”占一个指标，很多省市县不管条件如何都圈地建工业区、自贸区、试验区，以便多些行政名额，或者级别能借机往上面动动。这不是编制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张汉卿觉得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将来某位兄弟要扩充编制？好，先向组织报告下理由，在公务员与公民的比例不能突破的原则下，可以适当调整单位架构。但是要破线，那就要解释为什么前任可以做得好好的，是不是能力不足？组织部考虑要换人了！关系到乌纱帽，不信还敢乱来！
不是张汉卿偏激，而是穿越前中国官场的冗员多得令人发指。
曾经在穿越前看到这么一则信息：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在2000年是4169万人，其中行政人口884万，事业单位编制3285万；但到了2007年已经上升到4724万，其中行政人口达到1333万，增加了一半还多。许多县的机关单位纯粹是“吃饭财政”，即地方政|府的财力只能勉强支付、甚至无法完全保障财政供养人员的基本工资，更不用说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了。曾经有报道说一个边远贫困县副县长多达14个，加上人大、政协等部门副职和享受县处级待遇的干部，一个县的县级干部有几十个之多。另有三五十万人的小县，科室上百个！这么多的“干部”与行政单位，副职领导干部与科室之间分工很细，存在交叉任职，不但提高执政成本，而且降低执政效率。多一个人，多一个科室，苦的是老百姓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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