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里待了五天，最后发现那个男孩并没有被恶魔附体，真正的原因是他偷了家里的钱，并在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巨大的压力让他不断的内疚和自我谴责，最后表现出类似于恶魔附体的现象。最后这个男孩讲所有的一切告诉了我，他深深的流泪忏悔，一切就都解决了。这也需要很慎重的判断……
“第三，一些神秘的现象。这我曾经对你们讲过，这种现象虽然不多见，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是恶魔附体，同样有可能是‘神迹’的出现……
“第四，最后，这是我们都不希望发生的事情，那就是真正的恶魔附体……”
我的工作也就大抵如此，去判断恶魔附体和驱魔。总的来说，我只是一位年轻的神甫。而我第一次亲接触到有关“驱魔”的事件是在多年前。这起事件与梵蒂冈卫队有关，也许你们几个当中有人耳闻过这件事情。
在一九七零年之前，梵蒂冈拥有仪仗队、贵族卫队，宫廷禁卫队等军队。那一年，教皇保罗六世宣布取消其他卫队，只保留瑞士兵卫队，成为了梵蒂冈唯一的“军队”。瑞士兵卫队很容易辨认，他们穿着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设计的服装，黑色和褐色竖条相间，羽毛装饰的软帽，长筒靴，腰插短剑，手持长矛，守在梵蒂冈各个出入口。
事件就与这些天主教会的卫队有关，当时外界所知道的事件应该是这样的。卫队士兵开枪杀死了卫队长然后又自杀了，教廷对外宣称说这位士兵精神有问题，不过这位卫队士兵的母亲在事件之前接到过儿子的电话说儿子的精神一切正常。
实际上，我当时就在梵蒂冈，那件事情我当然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情惊动了整个天主教会。我也深刻的了解到我的工作远远比我想象的要麻烦和棘手。谁又能想到在梵蒂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简直就是对教会的亵渎。
教廷出于对于我的亚洲血统考虑，认为我更加适合处理亚洲方面的事物，那段时间里我频繁的接触教会的“亚洲研究中心”。那里是培训亚洲国家的神职人员的机构。
在世界各地，一些重要的城市里，都有一些被你们叫做“博物馆”的地方，那些就是供像我这样的神甫暂时停留的地方。
我暂时就先把关于我身份的事情介绍到这里，我所遭遇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还在梵蒂冈，跟一些在“亚洲研究中心”培训的神职人员接触。没多久我就被要求到国内来，因为这里发生了一件“恶魔附体”的事件，教会让我去处理这件事情。
当然，这件事并不是事情的关键。虽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移民到国外生活，但是每年我都会回到国内来，在语言和生活上虽然需要适应，但是问题不算大。在飞机上我就已经了解一下国内发生的“恶魔附体”事件。
国内的一位教徒发现自己的女儿出现了很奇怪的症状，她怀疑女儿被“恶魔附体”，于是找到了当地教堂的神甫。
我下了飞机之后便到了齐涵那座城的落脚点，那里被称作“圣徒厅”。“圣徒厅”的装饰与用途跟教堂是不同的，我想你们从齐涵的那段录音里已经知道了“圣徒厅”里的摆设。圣徒厅并不是隶属于教区主教，与我这样的神甫一样，直接隶属于梵蒂冈教廷。
我在圣徒厅里见到了负责接待我的苏神甫。我在梵蒂冈曾经见到过苏神甫，在国内“圣徒厅”的数量少之又少，每座“圣徒厅”里只有一位神甫工作，可见教会在多年前创立“亚洲研究中心”的必要性。
我也是在圣徒厅的二楼的一个房间内发现了这个棕色的相框，看到了自己的照片出现在相框当中。苏神甫告诉我那是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一位他认识的游人拍摄的。
稍做休息，我就跟着苏神甫前往那位教徒的家。因为隶属关系的原因，苏神甫并不非常了解那里的情况。那位教徒的家并不在这座城市，而是在较远的一座小城市。我和苏神甫乘着火车到了那座城市。
那位教徒的家在那座小城的边缘，在一串低矮的平房之间。平方外面是一条石板路，路两旁种着些许的花草。看得出来，住在这里的人虽然没有钱，但是至少还都是些过日子的人。在走到这条石板路的尽头，我见到了附近教堂的神甫。他带着我们进了尽头的院子，在进院子之前我听到里面有些吵闹的声音。
于是我们三人止步于院门前，苏神甫还没有来得及询问迎接我们的神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已经能看出来吵闹的缘由了。
一位道士打扮的人正怒气冲冲的从院子里走出来，披头散发没有一点道风仙骨的样子，手里提着一个布袋，旁边跟着一个年轻的小童，嘴里骂骂咧咧。只见到一个盛着面粉的瓢从里面飞了出来，砸在了小童的头上，面粉溅了两个人一身。
“妈的，出来骗钱！赶快给我滚蛋！滚！”
那是一个汉子粗犷的声音。
道士打扮的人带着那小童很快就灰头土脸的消失在石板路的尽头。
一个带着哭腔的女人又把我们迎了进去，总之那种气氛非常尴尬，我和苏神甫连能够让人辨别出身份的便装也没有穿，所以那家的男主人显得对我们充满敌意，似乎这就已经把我们归类到刚才那两个骗子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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