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英明！”
金字红牌是由大明中央政府给南亚、东南亚各土酋、土人颁发的信符，类似后世的委任状和任命书。是明帝国政府在边疆管理、护国捍边、调停和处置编内内部矛盾方面的重要制度和手段。
但是，明朝到了后期，皇帝一个比一个操蛋。
嘉靖十五岁继承皇位当了少年天子，开始变本加厉地大选嫔妃和采野花。为了更方便插插圈圈，他在继位第二年，便花费24万余两银子，在皇宫北不远的地方建了座有200多间房屋的豹房。里面之内，美人遍地，嘉靖皇帝沉溺其中，不理朝政，搞得乌烟瘴气。除此之外，嘉靖还极其仇恨那些管他的大臣，坚持二十七年不上朝。
嘉靖的孙子万历皇帝，更是照着葫芦画瓢，坚持三十年不上朝。而正是万历的怠政，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明朝之亡，实亡于万历。”
大明朝廷，在万历元年最后一次向云南外边政区颁赐金字红牌、勘合和信符后，其后再也没有按规定对新的土酋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
在南亚各土酋看来，大明朝这个亲爹已经没有能力，管他们这些不孝儿孙，于是他们开始肆意妄为。
尤其东吁宣慰使司这个小土酋，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家伙还算听话，曾两次遣使来中国入贡，表明自己儿子的身份。但是，仅仅过了100年，这个不孝之子就开始不安分了。1531年，东吁土酋莽瑞体发动叛变，自称为上下缅甸之王自立政权，分裂国家，东征西讨，势力扩大之后，开始与昔日的祖国为敌。
东吁叛军势力最大的时候，曾攻击云南的腾冲、施甸、风庆地区，威胁永昌府。大明朝军队在刘挺的指挥下，虽然击退了进犯的莽瑞体军队，但是云南外边政区的边疆屏障作用几乎丧失。
被东吁叛军欺压的各土司纷纷向明廷请求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确立是大明朝疆域，并希望在金字红牌制度下得到明朝的保护。
明廷派金齿卫干户曹义携金字红牌和信符往赐东吁以及其他土司，希望调解纠纷。
但是东吁叛军早已经不把明朝中央政府放在眼里。他们直接杀害了中央政府的特使、持有资金牌信符的干户曹义。明廷朝中的各个大佬，鼠目寸光，再也没有向南亚地区遣使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
这些大佬，包括著名的张居正。
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张居正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朱翊钧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张居正在任内阁首辅10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但是，对于木邦宣慰司等六大土司的问题，张居正却毫无作为。
各个土司得不到中央政府的任何支持与保护，纷纷被东吁叛军拉拢。除车里宣慰司依旧心向帝国之外，木邦宣慰司、孟养宣慰司等投靠缅甸，八百大甸宣慰司、老挝宣慰司相继叛变。
但是，腐败无能的大明朝廷，依旧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中！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维护五宣慰司的管控，任其疏离和脱离明帝国中央政府。
东吁叛军集团势力越发的膨胀，叛军头子莽应里甚至效仿明朝的金字红牌和信符制度，"伪为锦囊象函，书贝叶缅文，称'西南金楼白象主莽哒喇弄王书报天皇帝，地方无事"'，。
除车里宣慰司外，其他宣慰司土司均接受"叛军赠宋的宝带、缅铎"。
叛军头子莽应里俨然成为南亚五宣慰司地区的君王。
令人可气的是，浑浑噩噩的明廷政府，仍然对此置若罔闻，任东吁叛军集团侵占帝国大片西南边疆土地。故时人日"朝廷爱惜一张纸，打失地方二千里"。
大明祖训：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可是朱元璋的后世子孙，在帝国南方问题的处理上，纯粹是混蛋加扯淡。
金字红牌为国家认同的标志，但是，明朝中央政府却擅自放弃这一权利，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天启帝朱由校，为了专心致志的做好木匠活，把管理国家的重任交给了太监魏忠贤。老魏想把国家的事管好，但在东林党那一群乌鸦嘴乌鸦嘴的捣蛋之下，只能把精力放在东北边陲，至于大西南，他也无能为力。
崇祯皇帝生一个好皇帝，对国家大事日理万机，但是他所手下的那些臣子，大部分除了空谈误国之外，百无一用。首辅大臣温体仁之流，为权力与群臣为敌，为私怨将燃眉外患置之不理，为报复无所不用其极，整日只知搬弄是非，误国误民。似一只蛀虫，蚕食着明崇祯朝廷，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他同样为了个人权力欲的满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以无辜者的鲜血染红自己的登天之路。
无论是对付流寇，还是边境各个土司叛军，尤其是在帝国的西南方向，崇祯一朝，始终都没有正能量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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