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值1874年年末，虽然大清帝国成功的击退了日本对台湾的入侵，但一向为天朝所轻的东海小国日本竟然仅凭着几艘铁甲兵舰和几千使用西方武器的部队，竟敢窥伺天朝疆土，对中国朝野的刺激可谓极大。而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刺激下，大清帝国很快开始了第一次海防大筹议，而之前一直为国内保守顽固势力所阻挠的铁路、电报、造船、采矿等一系列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事业，也都得以借机兴办起来。
这些事业的兴办，从时间上说，正是在慈禧太后万寿庆典之后，何来从什么“边防经费”、“铁路经费”中“提用”、“腾挪”之说？
实际的情况则是，因为台湾之役刚刚结束，军费开支浩大，为了节省开支起见，慈禧太后下令庆典尽量从简，是以在1874年的万寿庆典中，诸如“点景”、“修葺街面”等项，全都取消了，除修“天地一家春”耗银一百余万两为大宗之外，整个庆典的花费，据部分学者查阅清宫内务府档案详细考证，当在三百万两白银左右。
而这三百万两白银的来源，主要出自“京外统筹”，即各地官员及商民的“报效”。
根据内务府档案的记载，各省“报效”的数额如下：
直隶：20万两。
江苏：20万两。
江西：10万两。
安徽：20万两。
广东：20万两。
广西：20万两。
福建：10万两。
浙江：20万两。
四川：40万两。
湖北：20万两。
湖南：20万两。
云南：5万两。
贵州：5万两。
河南：5万两。
山东：5万两。
山西：10万两。
陕西：5万两。
甘肃：5万两。
东北各省将军：20万两。
此外还有：
台湾商民感恩报效银：4万两。
琉球王尚泰进献银：6万两。
雪域卫藏达赖班禅进献银：10万两。
康藏众土司头人进献银合计：20万两。
山西殷商乔家（乔世庸）报效银：10万两。
湖州殷商席家（席正甫）报效银：10万两。
云南殷商王家（王炽）报效银：10万两。
海外殷商陈家（陈廷轩）报效银：10万两。
海外殷商潘家（潘仕成）报效银：10万两。
海外殷商卢家（卢仲恒）报效银：10万两。
以上合计：380万两。
这些“统筹”和“报效”，才是慈禧太后1874年万寿庆典的真正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为左宗棠倚重并向朝廷举荐表彰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没有给这一次的太后生日庆典出一分钱。
看到这长长的帐单，有人会问：花费这么多金钱，举办这样一场铺张浪费的庆典，有必要么？把这些钱省下来，用于救济百姓，或者兴办实业，岂不是更好？并由此得出结论：在日本刚刚入侵台湾未能得手之际就大搞特搞庆典，那么清王朝的覆灭，就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也是独裁王朝不能逃避的轮回。
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
很多历史学家都这样认为，慈禧搞万寿庆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显示大清王朝“同治中兴”的光环，此前大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将近200多年，到19世纪下半叶，国力已经大不如前，尽管有像曾国藩、文祥、李鸿章这样的“中兴名臣”来维持，也是衰落之象尽显。
慈禧在中日甲戌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大搞生日庆典，不光是为了满足帝后们的文化娱乐需要。
在中国的社会中，逢旬寿时（即满10年的生日）往往比平常的来得隆重。即便是作为普通中国人而言，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因此论祝寿的规模与形式，超之过往恰恰也是属于情理之中。仅就慈禧作为皇太后而言，操办一次规模盛大并隆重的生日庆典活动是人之常情，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
而这样一场庆典，不但可以向国人显示国家的富足，也可向外国显示清王朝的强盛。
指责历史上的慈禧太后铺张浪费，为了面子和形象，没把银子花在了老百姓身上，那么后世的兴办奥运会和诸多的这个“会”那个“节”，老百姓又得到了什么，却又令无数“爱国青年”为之无比狂热兴奋激动自豪呢？
在清王朝最后统治中国的近一百年中，中国可谓是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之后，这个在世人眼中腐朽没落的王朝中，已经有不少人意识到了社会和国家的危机，但是在慈禧太后万寿庆典时，他们没有反对，而是明白事实上受益的，并不只是高层人士，底层的民众也是受益者。
由于庆典的经费来源于“京外统筹”，并没有给国库增加额外的负担，而和庆典有关的各项准备工作开始后，使各地相关的手工匠人都有了额外的工作和收入。而“天地一家春”等园工的兴建，不但促成了铁路这一新兴事物在中国生根，还给北京郊外大量的穷苦旗民找到了工作，“赖以为食者十余万人”，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底层的民众是从中得到了不小的收益的。
后人评价说，仅就促成发展铁路一项，便可以说是这场庆典的最大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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