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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战事如火如荼，而在后方，围绕八股取士这个话题，学界也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大论战。
顾炎武等人撰文狠狠批判八股取士之后，一些做了一辈子八股文章，在这方面自鸣得意的老儒也纷纷撰文，对顾炎武等人的观点进行猛烈反驳。
在年轻的读书人当中，支持八股取士和反对八股取士的也基本上各占一半，双方大打口水战。
反对的人形形色色，有象顾炎武那样，本身八股文章写得很好，但认为八股文章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比焚书坑儒危害还大，而坚决反对的；
也有些人纯粹是因为自己不擅长八股文章，感觉考八股文自己没有出仕的希望而加以反对的。
而支持八股取士的，基本都是那些八股文章做得比较好的人，还有一批利益群体不容忽视；
自洪武以八股取士以来，有一批人八股文章写得好，但运气不太好，屡考不中，而因为八股文章遵循固定的格式和套路，有迹可循，所以他们靠卖八股范文，就能维持生计。
对于这批人来说，取消八股取士，已经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涉及到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他们也是反对取消八股取士最强烈的一批人。
这场口水战愈演愈烈，传统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明朝近三百年，八股取士已经成为一种顽固的传统习惯，一朝要全面废除，自然要承受这种顽固习惯的强烈反扑。
一个多月下来，一场大论战没有任何消停的迹象，其激烈程度，涉及范围，已经不下于前方的大战了，正反双方甚至暴发了肢体冲突。
这促使秦牧不得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因为这已经是关系到后方稳定与否的大问题了。
与司马安、吕大器、喻大猷等要员榷商之后，秦牧就这场大论战下了一道诏书。
诏书大意是说事实不说不清，真理不论不明，欢迎学界就此事展开讨论。但讨论范围权限于学术方面，绝不容许借学术讨论进行人身攻击，更不允许借学术讨论之名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危及驱除鞑虏大业。双方要多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求同存异。
诏书中还声明，除了顾炎武的翰林院和新设立的国子监师生之外，大秦所有军政部门的官吏不得参与这场辩论，而要站在一个相对超脱的立场，认真听取正反双方的理由和论据。
为了给大家充足的辩论时间，十月的恩科将向后推迟一个月，并着令顾炎武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设立论坛；
持不同意见者，可以自由登坛辩论，官方会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
并承诺只要不涉及到人身攻击，不拉帮结派结党伐异，官方绝对不以言语及罪。
秦牧这道诏书一下，顿时让天下的读书人都为之一震，不管支持的还是反对的，对秦牧都是赞不绝口。
特别是他禁止军政部门的官吏参与讨论，更被视作是公平公正的象征。
毕竟要一个普通人站在知府知州面前与之争辩，还真没有多少人有这个勇气，官员往往能利用其自身的权势，左右讨论的公正性。
这道诏书同时被读书人认为是开风气之先，更被看作是秦牧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体现。
甚至开始有人把秦牧与唐太宗相提并论。
因为两人有颇多相同之处，俩人都是前朝旧臣，都是起于乱世，都很年轻，唐太宗打天下时不到二十，即位时也不过二十来岁，和秦牧很相似，而且俩人都是文武双全，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又都有虚心纳谏的胸怀。
总之，你越作比较，越觉得相似。
事前秦牧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这道诏书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他只是想把这场辩论引上理性的道路，不使自家后院失火，以免影响前方战事。
他更没有没想到的是，这道诏书颁布后，原来那些躲避战乱，清居山野的大儒纷纷行动起来，或是撰文参与讨论，或是动身亲赴武昌，准备登坛辩论。
其中隐居的江西大儒艾南英、罗万藻，以及当初因不满吴学礼大军祸害江西，劝阻无效后愤然隐入庐山的江西巡抚郭都贤，竟不畏战火，结伴赶到安庆城下求见秦牧。
秦牧听说之后，急急迎过江去，极尽礼遇。
见面之时，三人甚为感动，郭都贤施以大礼，感慨地说道：“秦王日理万机，为我等几个老朽赶过江来，我等如何敢当，如何敢当啊！”
“三位是世之大贤，小王敬慕久矣，只是年来俗务缠身，未能亲往拜请，还望三位大贤莫怪，今日承蒙不弃，远来教诲，小王岂能不亲自恭迎。”秦牧一边还礼一边答话，态度极为谦逊。
郭都贤、艾南英、罗万藻三人万万没想到，年纪轻轻的秦牧，竟是如此虚怀若谷，心中不禁感慨万端。
艾南英与罗万藻是同乡，都是江西临川人，与章世纯、陈际泰一起被世人称为“江右四家”。他们都是写八股文的高手；
其中陈际泰更是世人公认的八股文大家，他将经史古籍融会贯通，自辟门径，借题发挥，驰聘才思，抒发己见，把八股文推向了极致。
然而他们对八股文所导致的文风衰弊，内容陈腐，科场制艺，形式僵化，却是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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