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拿后世的术语来套，有元一代，地主、士大夫对胡元政权的拥护可以归结到阶级利益上。特别南方的地主、士大夫，有坚决反元的，更多的选择了配合。因为蒙元政府用汉法治汉地，最起码承认并且保护了他们对佃农、对乡里巴人的剥削。
学术思想上来讲，先秦儒家提倡“尊王攘夷”，“严夷夏之防”，夷与夏的主要标准在文化，不在种族。
到了南宋，国势不振，饱受外族欺凌，少数士大夫，如陈亮等人，开始认为“中国”即汉人，对夷狄产生强烈的排斥。不过，这种观念并不流行。宋之遗民，主要还是由于忠君，而不是排夷。
入元之后，儒生不再讲“夷夏之防”，而着重“用夏变夷”。“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也就是说，夷狄可行汉法，那么，就承认它们为正统王朝。而元朝已行中国之道，故此可为正统。
也因此，元末群雄逐鹿，绝大多数的士大夫并没有响应号召，反而竭力尽忠蒙元。
汉人士大夫的种种心态，简而言之，其实从十几年前的一件事上，就可以看的清清楚楚。至正三年，元帝下诏修宋、辽、金三朝史，任脱脱为主管。
这个史书，蒙元早就想修，只是却有一个问题，宋、辽、金三朝，谁为“正统”，换言之，蒙元继承的谁的道统？有以宋为正统，有以辽、金为正统，至少与宋并列为正统的。各种观点辩论不清，相持不下，故此拖延不决。
到了脱脱修史，毕竟蒙人与辽、金相仿，都是戎狄，不列辽、金为正统说不过去。而汉人对这个正统观又非常在乎，也不能不取宋为正统。于是，他遂采取了折中的观点，以宋、辽、金各为正统，互不从属。至此，方才定下了修史的基调。
当时有两个名闻天下的汉人士子，一个叫危素，一个叫杨维祯。对脱脱采用的正统观，他们两个人一个赞同，一个反对，分别上书，阐述个人的观点。
危素说：“本朝立国于宋、金未亡之先，非承宋、金而有国也。”他认为蒙元并非上承宋、金，因此自成正统。元灭宋，取而代之，就像是唐灭隋，宋灭周一样。完全不必讳言，这是天经地义的。
杨维祯说：“历代离合之殊，固系乎天数盛衰之变，万年正闰之统，实出乎人心是非之公。”他认为“正统”与否，不完全取决于统治时间之长短，地域之大小，实力之强弱，名分之偏正，而在“天理人心之公”。
他反对将辽、金也视为正统，“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
他认为，元朝理应上承两宋而继承正统，而不是上承辽金，也不是自成正统。他的这个观念，是比较正统的汉人书生之看法，但不论危素，抑或是他，都没有反对蒙元不是正统的。他们所争论的，不过辽金的正统罢了。
蒙元既为正统，小明王、徐寿辉等群雄自然逆贼。是以，自当今元帝重开科举以来，纵然每次南北榜上，上榜的汉人屈指可数。可他们一旦闻讯，依然趋之若鹜。
寒风扑面，邓舍仰首望天，碧空万里，云朵如絮。他不愿为此坏了心情，笑道：“今日出游，只讲风月，不说政事。”
转下大道，行入小路，积雪刚融，土路泥泞。他扬鞭前指，说道：“早就听闻庆千兴、河光秀等人讲过，这锦绣山上有一座永明寺，百年的名刹，很有几个得道的高僧。今日我等既来，不可不去寻访。”
王宗哲凑趣，道：“丞相大人平日繁忙，少有休息，今难得半日闲。若去了他那寺中，也是那些个僧人的福分。”
李敦儒偷觑邓舍两眼，壮起胆子，堆积笑容，说道：“蒙元重佛，连带高丽也是如此。卑职往日居辽阳，常见城内城外的寺庙中，不但汉人，包括高丽的流民，信男信女来往如织。丞相大人要寻访寺庙，卑职大胆臆测，怕也有探查民情的意思在内吧？”
拐弯抹角地拍邓舍马屁。邓舍瞥了他眼，一笑，道：“员外郎好会说话。”他们百十人都骑着马，速度快，四五里地眨眼就到。此时，渐渐近了山外，邓舍深深呼吸，空气清冽，带有松柏的清香。
他征战连年，从没过今日的心情。部属们一句一个的丞相、主公，即便沉稳如他，也忍不住心生涟漪。他不由叹息，观望山林耸峙，忽有所感，扶刀策马，悠悠吟诵，说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这是唐人刘禹锡的《陋室铭》中的几句，放在此情此景，诸人听了，同时心中一动。
李敦儒反应快，再接再厉，补上：“斯虽僻野，有公则行。”相比中原、江南，这里虽然是穷乡僻壤，但是有了您，大名必然行于天下。
接着拐弯抹角地拍邓舍马屁。好话听多了，未免无趣。邓舍微微一笑，对姚好古道：“山路崎岖，先生仔细道路。”
李敦儒抹了额头汗水，邓舍不理会他，他越发不安。其实，邓舍对他并无偏见，李阿关得罪他的那点事儿，算得了甚么呢？无奈李敦儒不这么想。自邓舍破辽阳，杀关铎及其亲属，他没一天睡好的，夜夜失眠，一闭眼就是噩梦。
要说起来，邓舍对待李敦儒的态度，与对王宗哲等降官并无二样。无奈李敦儒也不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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