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瑭当了七年的儿皇帝是众所周知的事，但后晋最窝囊的事显然远非丢掉幽云十六州而已。
石敬瑭死后，侄子石重贵继位，决定对契丹致书自称孙儿，不再称臣，结果“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原属后唐，后降契丹，欲代晋帝中国，屡说契丹击晋，契丹主颇然之，然
后契丹就来打了。
944年、945年，后晋与契丹两次交战，契丹均未得手。
946年，契丹第三次南下，后晋重臣杜重威、李守贞和张彦泽等人率军向契丹投降，后晋丧失主力。
947年正月，契丹军直逼开封，“百官遥辞晋主于城北，乃易素服纱帽，迎契丹主，伏路侧请罪”。
石重贵全家被俘虏到契丹，后晋灭亡。
也就是说，此时契丹其实已经把汴梁和中原打了下来，比靖康之变早了180年。
耶律德光进入开封时曾说：“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
可见本来已经打算要做中原之主了。
只是契丹自己的统治术不过关，在中原“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结果激起大规模的起义。
辽主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这才逐渐撤回北方。
很多人都说，赵匡胤这么雄才大略之人，怎么会想出守内虚外、重文轻武这样自废武德的馊主意。
这就不难解释了，因为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威胁的不止是皇权了，而是中原王朝本身的生存，如果不是契丹自身有些问题，中国说不定就跑步进入辽朝了。
特别是如果把唐、五代、宋看作一个整体，就可以发现，之后历代王朝各种颇为人诟病的缺点，往往其实出于吸取前朝历史教训的初衷。
比如说，宋朝禁军坑，这事大家都知道，明太祖怎么能不知道。
卫所制的设立，其构想就给人一种是不是想复兴李世民的无敌铁骑的印象。
结果用过了才知道，支撑军户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军户纷纷逃亡，最后还是要回到募兵。
石重贵停止对契丹称臣时，李崧劝曰：“屈身以为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与契丹战，于时悔无益矣。”
这句话既然上了《资治通鉴》，宋主肯定是听进去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嘛，结果宋朝倒是够能忍，忍大金一直忍到蒙古人打过来。
宋朝的历史教训又有人说了，都是投降派坏了事，要不是屈膝投降早恢复中原了，皇位上放头猪都比投降派强，这种论调明臣更不可能不知道。
于是明朝就来了个打死不议和不和亲不纳贡。
大明外交太僵化，饥民遍野了还多线作战，上上下下无一人敢承担议和就是罪人的骂名和压力。
当然也是因为宋朝做得太过了。
归根结底，那就是清谈误国。
此后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中原王朝开始如同着了魔一般，不断地对前朝政策矫枉过正，自身纠错能力似乎开始减弱了。
而无论哪种新制度和政策都难以再做到把国家统一、政局稳定、军事强大和技术先进较为完美的结合起来。
“韦爱卿，朕觉得处理朝政太难了，每件事都得想到现在，想到将来，一步都不能出错，太难了。”朱由校由衷的对韦宝道。
韦宝笑道：“陛下已经做的很好了，这和陛下做工匠活一样，先画好图纸，在做的时候注意点工艺精美，就成了。”
“处理朝政得等啊，要是像做工匠活，每天都能看到做成什么样了，就好了。今天朕做出一个决定，可能要等到明年才能知道结果，结果还不见得是好结果，想改都来不及。”
朱由校道。
“有机会改的，陛下做了一个决定，监管的严一点，能实时知道事情的进度，便可以随时调整，这就要求耳目灵通。”韦宝道。
朱由校点了点头：“可能还是朕不够聪明吧，不够勤快吧，朕天生就不喜欢处理朝政。”
韦宝没说什么，其实韦宝知道，朱由校刚刚登基的头一两年是很勤奋的，可能总是失败，挫败感太多，所以逐渐对处理朝政没兴趣了。
离开乾清宫的时候，沙盘已经将近完成了一半了，主要的城池，山川河流，道路，关隘，都标定完成。
接下来就是细化，绿化。
朱由校对沙盘很满意，本来还想留韦宝，可惜太晚，再晚就不合规矩了，除非是特别紧急的事情，否则皇帝不能这么晚留大臣在宫里面。
朱由校让贴身太监李元忠送韦宝，以表示对韦宝的重视。
李元忠是林文彪在韦宝还在辽西没有出人头地的时候就安排入宫的，一起进宫的还有一个叫白有根的太监，白有根在统计署的地位很高，仅次于林文彪，因为自幼被宫，所以自愿入宫做内应，混在魏忠贤身边当太监。
这一系列操作都是通过买通一个叫宋三狗的人安排的，宋三狗在傅应星府里面做事，有些权势。
在信王府，通过李成楝，统计署还安排了一个人。
也就是说，统计署在朱由校、魏忠贤和朱由检身边都安排了人。
在魏忠贤身边的白有根属于外围人员，另外两个在魏忠贤和朱由检身边的人已经打入了核心圈子。
韦宝和李元忠始终没有说过什么，看上去非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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