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国事是个做实事的，到了西安之后，冯紫英便把他最看重的西安府的这一摊子事儿全数交给了练国事。
两人算是第一次合作，但早就知根知底，性情相投，合作起来反而更放心。
凤翔府有郑崇俭，西安府有练国事，耿如杞坐镇延安府，自己坐镇中枢，陕西就能稳住大半了。
汉中府知府是王洽，他是山东临邑人，算是冯紫英乡人，有这层关系在，就要好打交道得多。
而且王洽做事公道，在汉中威信颇高，整个陕西这两年乱民四起，相对来说，汉中算是最稳定的了。
所以冯紫英甚至没有去汉中一巡，倒是王洽主动来西安这边一谈之后，冯紫英就把汉中府这边的事宜拜托给了王洽了。
剩下来的几府中，庆阳和平凉两府的情况冯紫英不太满意，所以他也一直在考虑人事上的调整，但他也知道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吏部也不是自家开的，不是自己想要调整谁就调整谁。
这封建王朝的官员权力固然大，但更多的是在做事情上的权力大，反倒是在人事上的安排，更多的集中于中央，像吏部就是汇聚了几乎整个大周官员的调整。
当然，吏部也不可能管得过来，很大程度还是通过日常考核考察来进行评定叙功，进而调整，这里边各级官员的上司就有着较大的发言权。
除开庆阳和平凉二府的官员表现不尽人意外，像更偏远有些的巩昌和临洮二府冯紫英也专门走了一圈。
这两地的地理险要，但农事不修，从知府到同知、通判这些官员都很难说让人满意，冯紫英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平庸，按部就班，不过这恰恰是这个时代各地官员的常态。
冯紫英很清楚自己没有能力在短短一两年里就能把整个陕西官员按照自己的心思来换一遍，别说州县的知州知县们，就算是各个府的知府同知们，他也没办法做到。
一来他没有这个权力，二来他也没有那么多让自己中意的官员储备，三来时间太短。
若是他能在陕西巡抚位置上干上十年八年，也许他能勉强做到，但这无疑是痴心妄想了，也不可能。
“人事问题应该是地方上许多事务难以推动，或者说举步维艰的关键因素了。”冯紫英看了汪文言和吴耀青二人煞费苦心地为其准备的平凉、庆阳二府十多个州县知州知县基本情况和他们的现实表现材料，忍不住叹息道。
这十四个州县的知州知县中，进士出身只有二人，举人出身七人，还有五人就是贡生捐生出身了。
这种情形在江南是不可想象的，在北直、山东、山西、湖广这些地方也基本不可能。
江南的知州知县基本上都是进士出身，北直、山东这些地方知州知县进士出身也要占到七八成，剩下的也都是举人，贡生捐官基本不可能担任主官，多为佐贰官。
“大人您不能奢求这些地方都和江南那边比，本身这边文风不盛，另外这些偏远地区，进士出身谁愿意往这里来？”汪文言笑道：“何况这也不完全是官员出身问题，我觉得倒是从省到府缺乏一个对州县较为明细详尽的考核规则，吏部下发下来的考定规则都太粗疏，流于形式，从省到府也基本上沿袭使用，许多本来该是因地制宜有针对性的做一些调整，但是并没有做。”
冯紫英瞥了一眼汪文言，“文言，朝廷下来的考定规则不也一样？每个省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同样各项工作也有侧重，但是吏部考定标准征求过户部、兵部、刑部、工部的意见么？也许有过，但是都是十年八年才来一回，照理说这都该每年征求意见进行调整，可吏部那帮老爷们都是高高在上，哪里会考虑下边的感受？”
汪文言点头，“太过于刻板教条的考定规则，很难调动起下边官员的积极性，而且又无针对性，所以很多官员都生搬硬套，按部就班，结果就是几年下来，情况都没有任何改观，但上边考评依然是一样，这样一来谁还会在意这个考核规则？”
“关键是考核规则和地方上很多具体事务没有挂钩！”冯紫英有感而发，“兴修水利，驿道建设，工商发展，这些非一朝一夕之功的事儿，谁还愿意去做？那些虚头巴脑的什么教化德政，或者讨好士绅的噱头，反而成了人人追捧之举，这种考定方式如何能让有能力没人脉的官员脱颖而出？”
冯紫英的感喟也引起了汪文言的共鸣。
他当初在歙县当小吏的时候何尝不是觉得这大周朝的官儿们未免也太好当了，尤其是那州县主官，基本上就是袖手当菩萨，按部就班的沿袭上边的要求。
诸事都有幕僚和佐贰官以及下边吏员来做，既无主动性，也无开创性，甚至很多人连结合本土实际都不愿意。
反正上边考定就是由上司和本土士绅来评判，既如此只需要讨好上司和本土士绅就行了，具体做了什么，吏部和都察院那些人反而不在意。
冯紫英在永平府和顺天府当了两任同知和府丞，职责都差不多，但基本上都是在履行主官的职责，所以对这里边的弊端了解很深。
到了陕西来之后，从延安府来进行解剖麻雀，然后又在西安府进一步观察分析，尤其是结合着现在陕西面临大灾的情形下，各地抗旱、赈济、剿抚这些措施做得好坏，很大程度都和地方官员的素质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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