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背靠大汉，不至于被直接赶回高昌道去，但三十年西拓之功却将遭受重创，想要卷土重来，则基本不可能，因为进入雍熙时代后的大汉，不可能再像世祖时期那般不惜一切地支持西征，国策大政，是很难调头的。
因此，安西三国，尤其是三王，深刻地知道，此战他们只有胜的理由，而没有败的选择。因为有这层意识，从战争一开始，安西三国联军便是倾巢出动，全力而击。
这仍不是一场汉人单挑的整个ysl世界的战争，因为ysl世界抑或说阿拉伯人在面对汉人的时候，从未真正形成合力过。
即便在发起第二次东征圣战的时候，阿拉伯人已经表现得相当团结，但当安西三国的战争机器全力开动起来的时候，他们应对起来依旧有些吃力。
“第二次汉伊之战”爆发于雍熙十一年秋，正式结束于十二年夏，前前后后持续一年之久，共分为三个阶段，两场会战。
第一个阶段为明城攻防战，伊攻汉守，双方围绕着明城展开殊死争夺。明城（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行政区而存在，时间并不长，这是一座彻底由汉人打造，里里外外都浸润着丰富汉家文化内涵的全新城市。
一座不算大，却足够坚实的城市，在短短四年时间内，便拔地而起，这其中有海东经略使刘文涛（赵王刘昉次子，北廷王刘文共之弟）的努力经营，也必然浸润着大量当地原住民及msl的血肉。
“血肉筑城”在大汉帝国内部都属常事，就别提彻底放开限制，肆无忌惮的中亚地区了。据传，为了修明城，有上万名海东及周边的ysl教职人员及信徒，劳役而亡，还有不少人直接被填筑于城基下、城墙里，这也是ysl世界里，最受谴责的“汉人暴政”之一。
有这层渊源，且地处交通要冲，经济之汇聚，海东军政之核心，自然成为了东征军的第一个目标。
战役于雍熙十一年九月开始，由齐亚尔国将领马维尔作为主将，率联军五万，进攻明城。当时的明城，连同驯化的仆属军队在内，守卒不过七千，接近一比十的比例。
所幸，明城是海东（里海以东）地区汉化程度最高，忠诚度也最高的城市，兵马不多，但粮草、甲械却很充足，甚至还有二十门火炮作为防守利器，因此，短时间内尚可支撑。
即便有诸多“有利因素”，但就兵力悬殊这一个劣势，就足以让明城守军打得辛苦，在后面越打越挣扎。
火炮的震慑能力依旧强悍，但在大食地区已经不算新鲜事务，其打击覆盖面下，杀伤力也有限，在炮弹打光之后，传统的城市攻防依旧是战场形式的主流。
而发起进攻的联军，除了几千齐亚尔国“精锐”，余者可都是来自广大ysl世界的圣战者，并且在前期的准备过程中，也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度与纪律性，这是整个联军统帅伽色尼苏丹马哈茂德就第一次东征失败总结而得的经验教训。
而这群有组织、有训练、装备粮草不缺、作战意志坚定、且满怀圣战热血与复仇情绪的东征军，也用他们悍不畏死的冲击，一度将明城逼至绝境。
不过，圣战者有如狂潮，明城的守军同样坚如磐石，陆续增至四千人的北廷军本部就不用多说了，就是那些仆从军，也是抵死作战，他们同样没有投降的可能，毕竟作为ysl的“背叛者”，是更被仇恨的异端。
同时，在侵害当地部族、教徒的事情上，这些仆属军队干得要更多，手上沾染的血甚至比汉人更多，也就是所谓的“投名状”，也就导致倘若汉人势败，他们的下场会更加凄惨，也不敢不尽力。
因此，在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明城攻守之中，即便几次危如累卵，守军将士都以一种异常决绝的姿态，浴血奋战，殊死拼杀，保卫城池之安全。
而在这个过程中，安西三国却呈现出一种“漠视”的态度，除了调兵遣将、武装兵马、筹集辎需以及侦查刺探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动作。
即便在明城最危急的时刻，面对拼死杀出求援的信使，北廷王刘文共都急于发兵解明城之围了，安西王刘旻却依旧默不作声，选择观望与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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