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这一辈子卖给你了！”李三拿定了主意：人生在世、草木一秋，有太多的东西的就是太在意，太珍惜了，反而把自已丢失了。人最后的归属都一样，好好地拥有和利用自已的短短一世，死而无憾！
柴永波知道李三会答应，如果他不答应，这个人就不是自己需要结拜、弟兄相称的人。张镇芳亲自为二人做了结拜仪式的主持人，偷偷对张伯驹说道：“你大哥和你的做法同工异曲。”
张伯驹摇头：“不能比！他是在危险、冒险甚至是疯狂中完成使命，这都是我无法做到的。父亲，我应该把手中的东西交给他，只有他才能保管好。”
中德两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蜜月期”。一方面德国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品、军火的市场，中国所拥有的丰富的战略物质钨、锑、锰等更是他们称霸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蒋醉心于德国的军事化、工业化、中央化，对领袖崇拜、个人独裁有浓厚的兴趣。
他希望能从德国输入军队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战略战法、战斗技能，尤其是让那种“德意志精神”能灌输到他麾下军队的脊髓，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对内捍卫其统治、对外抵抗侵略。
第一个德国顾问是马克斯.鲍尔。鲍尔是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炮兵专家。他头脑精细，目光锐利。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都是出自他的头脑。时任总参谋长的鲁登道夫对他言听计从。故有人比喻：鲁登道夫是敲响德国战鼓的大槌，而鲍尔是大槌手。他是炮兵专家，一战中他发明的重炮出尽了风头。柏林大学为此而授与他名誉博士学位。在参加1920年3月旨在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普政变失败后，他浪迹于奥地利、西班牙、阿根廷。甚至在苏联红军中也担任过顾问。
1927年，他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顾问生涯。蒋与其关系融洽。鲍尔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此外他对军队的裁减、重建、整训及经济的发展，重工业、航空运输业、农业、矿业的建设和中国财政体系改革等多方面都有有价值的意见。这深得蒋的赞许。在“蒋桂战争”中，他居间调度，计划周密得体，使蒋在军事指挥上觉得异常轻松。
1928年5月，马克斯.鲍尔突然因病在上海去世，继任者赫尔曼和蒋在作战的战略思想上、人事关系上矛盾重重。蒋想起了经商的柴永波，一封电报从南京发到卢氏。
柴永波急于赶到朝鲜去，况且他也不想和蒋走得过于太近。因此派梁大勇代表自己去到南京，并且把黑带七段高手富源长明交给了国民政府。
严郑浩走进来兴奋地告诉柴永波：“董事长，我们在日租界发现一个目标，这一次的数量巨大，并且把日人交易的一亿多银元支票和大批现金都带了回来。”
“双方的人怎么处置了？”柴永波看着严郑浩问道。“老办法，沉到江底，所有人都毁了面。”
“命令毒蛇手下的蝎子、山蜂、蜈蚣、蜘蛛、壁虎控制好京津一带的古玩市场，加强对日人的情报刺探。”
柴永波担心日人近日有所动作，严郑浩一听最有权威的情报高手五毒、将要全部动用，心里就明白大战已经不远了：“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
“继续追踪国宝下落，我们收回的数目和孙殿英盗墓的数量相错太远。”
孙殿英掘墓盗宝被马兰峪满族人发现后，满清皇族遗老以及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等人上告到蒋那里，要求严惩。此事一时轰动全国。后孙殿英觉得事态严重。为逃脱罪责，他到处活动行贿。
托戴笠将所盗物品中最为宝贵的九龙宝剑送给了蒋；将慈禧口中含的那颗宝珠送给了美龄；将“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国民政府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孙殿英逍遥法外，未受任何惩处。
然而最近自己的部下失踪人数太多，尤其是几个师长、旅长和自己的副官被莫名其妙的人偷袭，是他赶到危险已经离自己不远。
“他妈的！伍子胥、项羽、刘去、曹操、董卓、黄巢、温韬、刘豫、杨辇真珈、陈奉、乾隆个个都是盗墓名人，帝王家的珠宝从哪里来？还不是天下百姓的？成王败寇，老子成就大事之日哪个敢放屁？”虽然发了牢骚，但自己的命还是重要的。
孙殿英选拔一个精干的加强营，昼夜加强戒备。李刚在远处用望远镜观察着：“有你害怕的时候，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你狠？如果不是董事长不允许武力解决，今天晚上你也难活成！”
飞狐第三中队长郭学敏说道：“这里只留两三个人昼夜监视即可，先把马福田和王绍义收拾了。”
“去吧！不动武器、不惊动人，人可以放过，宝贝一件也不要露过。”李刚回身嘱托着。
“是！”
在北伐军的打击下，马福田见奉军大势已去，便将其人马拉上山重新为匪，在老家马兰峪打家劫舍。王绍义早年当过修墓工匠，从二十岁起加入匪帮，后来成为马福田的亲信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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