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廷曾有个统计，从允许洋人传教的条约签订后到庚子事变前，外国的洋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等来华的外籍传教士已有3200多人，入教的中国人达八十余万，教堂遍布全国城乡。而从那时起，全国大大小小的教案就接二连三的发生。
自从秦始皇用“书同文、车同轨”的观念统一中国的同时，其实也做着统一中国人思想的事。这事不但做了（焚书坑儒），也基本做成了。汉武帝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史上，再也没有出现孔子、孟子、老子、孙子、庄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即便后来也有如朱熹、王阳明等伟大的儒学家，但其实也是在固定的框架内运行，再也没能出圈。因为从秦始皇起，统治者开始把中国人的思想和思维统一在自己的统治轨道中。所以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只好都用在文化艺术的范畴，从那时起，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多出来了，而政治改革家就很少了，即便有也多大是失败者。
与此同时，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国家，如古时的希腊、古罗马等则都在政治文明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迟迟无法做到大一统，别说思想了，连山头派系都摆不平，只能搞利益交换和制衡。所以在奴隶制尚存的时候，他们就对国家政权开始了权力的分割与制衡，以求让各派系势力均衡。尽管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若干次的反复，但因为山头一直不能归一，所以西方的发展方向是一直没有改变。
这些一件接着一件出现的教案，便是大一统的中国思维和西方制衡思维的碰撞，固守千年传统的中国人，面临外来思维时不可避免的冲突。当然小老百姓是不懂这些的，所以流传颇广的谣言，成为了教案发生的必然要素。每次都是传言教堂迷拐孩子作药引子，每次都是杀传教士和教徒、烧教堂，每次的结果也都是朝廷说点不着边际的理由，再杀个把替死的老百姓偿命、再赔点钱了事。这种事的巅峰是义和团，但是之前已经预演过无数次，每次的模式都差不多，其背后无外乎是官府鼓动、士子策划、平民出头的驱除洋人的小伎俩。洋人没有被赶走，中国人到是流了一次又一次的血。
传教和教案不是一家的事，西方列强几乎是个个有份，之所以崇厚每次见到的都是丰大业，则是因为法国和其它国家有点不一样。中国人常见的洋人，主要上英、美、法、俄四家，美国内战，俄国被果兴阿打残之后，便主要就是看法国和英国蹦达了。别的事情上，英国都比法国蹦达的欢，唯独传教一事上落了下风，因为英国主要是新教，而法国则是天主教。
一神宗教本来便具有极强的扩展性，其中天主教的扩张性尤为突出，堪称世界第二。虽然十几次东征都失败了，但是作为能和绿教比划一下的存在，岂能等闲视之。能为了宗教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自然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奥斯曼帝国是不行了，他都西亚病夫了，自然没办法再出来传播宗教，但是法国明显可以。而且法国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市场，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绝对是他们传教的天堂。若是能拿下中国，教皇的疆域将扩大四分之一，而且可以一下多出许多的红衣大主教。
中国是一个众神信仰的国家，而且小老百姓的信仰还很功利。今天可以为了求雨给龙王爷上供，明天就能因为没下雨，揍龙王爷一顿。在西方人的眼里，这就是没有信仰，所以他们都非常的积极，而且自信满满，觉得他们一定能拿下中国人，扩大上帝子民的面积。《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传教士就以极大的热心和勇气向中国内地各省渗透，那些传教士曾喊出过一句让当时的中国人听着很可怕的口号“在中国每个山头及每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道教和佛教在中国几千年了，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你一个外来的宗教借着公使和条约的力量就要这样，完全是不给本土宗教活路了。而且这些传教士都具有一定的特权，还总干涉地方行政，上至大夫下至黎民，把传教士与鸦片同样视为邪恶和不可接受的东西。
传教士的境遇可不比北满州的小彼得强多少，敬天法祖的中国人，对他们不拜祖宗罔顾人伦的那一套东西根本不来劲。不修今生，不修来世，还天天说老子有罪，我疯了才信你这鬼东西。发展不出信徒的传教士们，被逼无奈拿出了大杀器——花钱买教徒。入教有钱赚，这入教的人可就来了，信不信的搁一边，反正是有钱赚了。“打零工”的教徒，可没几个正经人，正经人谁会为了钱卖祖宗啊！传教士说话不招人爱听，他们又弄了一大群地痞无赖在身边，大家对他们可就更差了。他们再仗着特权欺负一下地方官府和百姓，可就更招人恨了。
而且传教士们还干了一件更缺心眼的事，他们都懂得教育需从娃娃抓起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开设了许多育婴堂，收养当地孤儿。一则是做个善事，二来还可以从小教育这些孩子，让他们长大之后成为黄皮白心的香蕉人。这本来是高招，可是他们发现给钱好使之后，干什么都给钱，收养孩子也给奖金，这可就是自己找死了。中国人贩子可不少，见法国人高价收购孤儿，他们自然趋之若鹜，教堂里到底收养了几个真孤儿，怕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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