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英之间对于中印边界问题并无多少原则性的分歧，毕竟英国人自知殖民地得来的是靠了当初雄霸四海的武力，对于已经崛起的东方帝国，不列颠的荣光再也无法掩盖它的虚弱。一向识时务的英国本来就存着能保本求利的心思，对于割让印度的土地换取自己殖民体系的维持还是相当认可的。那么要如何认识中印边界谈判的众多难题和障碍呢？国际关系学者卡梅农在太初十五年初出版了一份《关于英中远东高原地区勘界冲突的报告》，主要是从权力斗争、国内阻力、民族文化心理以及第三方因素等角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第一，争夺地区权力阻碍中印边界谈判。中印边界争端最初是上世纪英国殖民侵略所致，但此次英国为了转嫁国内对德奥合并的不满而主动挑起的边界问题后，这一边境问题终于被激化，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这与印度精英试图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建立霸权和寻求印度的独立有关，可以说是印度在英国殖民势力削弱后一次抗争的尝试。印度学者凯沙夫?米什拉就认为，中印纷争不仅是边界争端还是权力斗争，双方误解只是加剧危机。实际上，印度各派领袖主要是指责中国在亚洲特别是南亚谋求替代英国“霸权”目标阻碍边界问题处理，如夏尔马等人认为，“如果中印边界问题没有处理，不是因为（英印）政府没有在合理基础上处理问题的兴趣，而是因为潜存着中国战略立场之下的长期的、野心勃勃的目标。”莫汉?古鲁斯瓦米等人甚至认为，中国是不受公共舆论妨碍的国家，在边界问题上不愿做出让步，原因是对在亚洲唯一能挑战中国寻求领导地位的印度的根深蒂固的敌视和怀疑。
第二，国内政治制约边界谈判。边界问题属于外交问题，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边界谈判毫无疑问会受到各种国内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卡梅农在他的论文中指出，“双方的国内政治和决策过程能影响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英国毫无疑问应该对这个东方帝国介入南亚次大陆的动作有所警觉，实际上无论是国内的安全分析家、外交机构以及军队，中国的统治者、国防军以及日益发展的安全团体，都寻求影响对方的政策，……国内政治有潜力推动双边关系走向更加冲突的方向。”这位英国学者主要是分析了两方议会、政府以及媒体对包括边界谈判在内的边界问题的影响。
议会对中印边界谈判的限制，主要来自于1918年11月7日英国下议院通过的一项“印度地区地位问题”的议案。卡梅农认为英国要处理边界争端就需要修改1918年决议，这等于让张伯伦政府承认从一战后日不落帝国最后的辉煌中走向了没落，亲手揭开英国人的伤疤，必将终结这位瘸腿首相的政治生涯。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决议实际上已经失效，因为在南非问题上，英国议会曾经通过的一项议案，向当地的布尔人进行了领土和有限独立权利方面的让步。然而，按照英国宪法的规定，印度所有的领土变更必须获得英国上下两院议会的批准，英国政府本身并没有和其他国家签订条约解决印度领土争端的权利。
在中印谈判方面，英国政府的问题不仅仅是没有最终决定权，还有现任政府缺乏强有力的执政基础，而处理边界争端要求两国都有强大政府，这一点上英国无疑是存在缺憾的。一战结束以来，英国虽然一直是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算得上政局稳定，但是没有一个政党能在议会占据决定性地位，加之张伯伦政府已经在欧洲德奥合并问题上失分，无疑在印度问题上退让的空间就变得狭小了，这也不利于与蒸蒸日上的中国开展边界谈判，“尽管全国上下日益意识到我们几乎没有机会收复失地——无法进行一场代价难以接受的大战——但在现阶段的英国没有政府能够做出涉及大片领土的让步，特别是这些中国侵略之下英国不得不放弃的。”张伯伦政府无力与中国达成妥协，也无法让议会和公众走向最终妥协。卡梅隆抱怨，在最近几年中国和英国关系比较积极时，(英国)没有一个首相能够或者敢于通过教育公众观点形成国内共识，抓住机会与中国进行认真的谈判，以便划定与双方实力相符的边界。在这种丧师失地的情况下，想通过谈判夺回被中国强占的印度土地几乎是妄想，偏偏通过退让来阻止中国得寸进尺的路又不是张伯伦能走的通的，于是只好拖延下去。
中印边界争端扩大化以及难以处理，英国媒体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在英国反对派和媒体的共同作用下“受害者心理”成为英国人对华集体恐惧和反感的心理。卡梅隆还指出，“在远东边界战争失败的羞辱在英国报界产生了凶猛的反中浪潮，就这点看甚至让任何敢于尝试让步的政府都会被打上出卖国家利益的标签。……英国媒体的坑爹历史源远流长，平时无风三尺浪，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不有风浪一丈才怪呢。于是在英国媒体上，许多攻击中国的新闻是自发性恐惧、嫉妒、焦虑以及咆哮的混合物。一时间几乎让大家以为中华民主帝国的大炮已经在朴茨茅斯登陆了”卡梅隆还认为，伦敦的纸质媒体和无线电媒体有责任显示自制，特别是涉及敏感问题方面，如果能够避免不负责任的评论和想法，英国政府的谈判地位将大大提升，回旋余地的增加或许还有彻底消除中英之间战争威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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