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敬的学者，应该首先是一个忠实于真相，然后才忠实于感情的人，这就是学术良知。如果首先被感情牵着鼻子，那么对于真相的追求就会被感情所左右，最后是为了感情的需要而歪曲事实，偏离真像。这才是对真相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历史人物负责，对后人负责。不过小诸葛张南江可不是个学者，甚至不是一个可敬的人，不过倒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政客。
其实乔夫确实一度曾经准备把满洲租让给日本，不过和满清的割让台湾并非一个意思。大体上是希望引入日本，在攫取东北利益的同时帮忙抵抗沙俄，顺带剿灭满清残余，在帮革命党赚救命钱的同时还能让日本把一个蛮荒之地开发成一块成熟的工业区域，到时候按照租期收房子白得一块东方鲁尔。不过日本可不是个草根租客，而乔夫想当个包租公也不容易，这肉包子分量再大也不能用来打狗啊。让吴宸轩来总结一下就是“小鬼子很黄很暴力，乔先生很傻很天真呐。”
熟知这段公案的革命党议会领袖廖立中是个谦谦君子，他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让国人多少有点难堪的历史真相，就是当时的革命党是基于这样一种态度：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乔夫鞠躬尽瘁的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
所以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也在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否定乔夫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样也不应该为了维护这种地位而讳言有关事实。但是，对于乔夫的卖国未遂行为，仍然有大量的人表示了崇高的看法。基本的意思是说，正因为他的行为是高尚的、动机是积极的、目的是出自公心的，因此他的行为即便是卖国，也是高是尚的。这就是很令人费解的话，为了个人或是一部分人的目的而进行以国家利益为抵押的政治交易，理所当然地是卖国行为，如果不在道德上遭到谴责，至少也不应该被称赞为高尚吧。如果乔夫这样的行为都被称赞，那么，是不是袁世凯（当然这个世道让他也没捞着当卖国贼的机会）、李鸿章签订实实在在的卖国条约而变成民族英雄？这套道德相对论，缺点、污点都成了优点，说来说去，不就是“成王败寇”、“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翻版么？哪里是什么道德评价。不过这种道德相对论有种致命的弊端，就是经不起暴晒，如果摊到桌面上来给大家伙细细端详的话，就啥也不用说了，卖国就是卖国，再卖的理直气壮大义凛然也还是逃不掉芸芸众生的唾弃。
退一步讲，按孔子的说法“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乔夫错就错在“大德有亏”。其实，人是复杂的，有其多面性，尤其是那些在历史潮流之中搏击的历史人物更是如此，这就需要多角度多层面来评判。我们完全可以把乔夫的“大德有亏”及“小节出入”当成解读乔夫的一个角度和一个层面，没有必要仅仅为了忠实于感情而偏离真相。这样讲并非要抹黑乔夫，丑化乔夫，乔夫的功绩也不是他的污点所能遮盖的，平心而论，在困难多变的局势下，换其他人到那个位置上去，未必比乔夫做得更好。要想在世界上找一个全无私心、不会犯错的人也很难，这也是我们不必苛责前人的原因，才会多用同情的理和理解的同情去看历史人物。不过现在的张南江他们可不是给乔夫写传记，这会儿脏水都泼出去了，大戏也该开锣了。
“湖南常德一乡镇，一名革命党议员老爷因涉嫌残忍杀害婢女而被捕。经侦缉发现，该议员有虐待之恶习，经常收买贫苦逃荒人家的幼年女孩，收为婢女，伺机残害，现已在其家祠堂后院发现骸骨十七具之多，并有协助其残害少女之恶仆出首，供述起罪行，实是令人毛骨悚然。该议员在省谘议局会上疾呼反对帝制，解放生民，博得众人喝彩，却不知背后残害少女，禽兽不如。”
“四川绵阳某地共和党籍县长，巧立名目，摊派强收，中饱私囊之余仍不甘心。居然私设货栈，数度夜间指挥仆役盗取公私财物，侵占他人财产并冒称被盗抢骗取保险金，经抄检其家财过百万之巨，足足抵得其四百年之俸禄。据悉当年该位共和党先生号召乡里，共襄义举，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言共和乃是万世太平之基业。有记者访问乡老，得一谐语“大清万岁、共和万*税。”，乡民至今仍相信共和就是收税，说共和虽然不用给官老爷磕头了，不过这税也荏多，倒不如恢复磕头，或者能少交一点铜子。”
“山西议会发生武斗，会场上两派议员因观点各异，言语不合，继而推搡，乃至拳脚相加，最后椅子文件水瓶漫天飞舞，形如斗鸡，若非会议桌为花梨木制，重逾千斤，必然也被掀翻。前来维持秩序之警员亦有被殴伤者送医。据悉此次斗殴已经是山西议会本年第三次发生，有议员竟然带着国防军之钢盔参加议会，殊为可笑，复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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