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听先生所言，对清廷似乎多有不满，但是先生现在官位显赫，又颇得叶赫那拉氏的赏识，如此平步青云的时候，为何会有这般态度？”蔡元培得到了杨士海的电报，自然也相信不远千里赶来上海和他这个乱党头子会面的一省藩台，绝不是大清的忠臣孝子。
“且不说这个，蔡先生，我对你的办学理念和实践非常感兴趣，不知道先生能否为我介绍一二。”吴宸轩不想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和这家伙谈论国事，又不好直接驳了他的面子，干脆把话题引向蔡元培最得意的教育事业。
果然刚刚步入中年的蔡元培还没有成为政治人物的觉悟，在对龚宝铨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改组方面，因为都是一些苦闷青年，很容易被一些激进的言论所引导，组织光复会其实并像后来的国共两党的创建那样困难。
光复会现在虽然分支不少，但是组织涣散，结构不稳，缺乏一个严密的管理体系，更像是几个导师带各自研究生为了同一个课题而临时组合的课题组，导师在其中的作用非常巨大，比如没有陶成章和龚宝铨的认可，蔡元培这位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想调动上海的会员采取个行动都不可能，而作为副会长的陶成章和绍兴的徐锡麟、秋瑾他们也几乎是平等的协商关系，若说道命令，只怕绍兴支部方面未必会听从他陶成章副会长的令牌。
杨士海就像是蔡元培的嫡系弟子，他的潜伏除了他自己发展的下线和他的蔡老师之外，并没有什么会内人士了解，倒不是这些人有多么丰富的地下活动经验，懂得单线联系的奥妙，而是因为他们自觉的和山东方面这位蔡家弟子没有多少瓜葛，所以也懒得去打听，一副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光复会与其说是一个革命政党，不如说是几个革命小组的联合体，除了公用的名头，其他地方未必有多少联系。
现在的蔡元培对于吴宸轩这位满清重臣的到访很有些期待，如果能把这位发展到麾下，这光复会恐怕就真的是大事可期了。刚刚这位似乎对自己的学校比起对光复会更有兴趣，看来是志不在革命，不过蔡元培也是教育大家，虽然还没有后来当北大校长和教育部长的经历，但是代理澄衷学堂（现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校长、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以及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的经历，加上目前正在操办的爱国学社、爱国女学，都是这位蔡鹤卿在担纲主演。谈到教育，这位中年人那叫一个眉飞色舞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吴宸轩相当于听了一次关于教育改革的专题报道。
“听闻我的学生杨济昌说先生你在接手山东大学堂之后，对大学堂也做了很多改进，而山东在推广新式教育方面，特别是中小学教育方面可是走在了光复会的前面，不知吴先生可否赐教一二。”在即兴表演结束的时候，蔡元培才发现自己似乎有些忘型了，赶紧把话题收回来，转而给吴宸轩送上高帽一顶，也好探一探吴宸轩的底细。
“我虽然是商贾出身，现在又是从政又是练兵的，不过我对教育向来当做头等大事来抓。白手起家的时候就在厂里创办了工人夜校，培养的技术员工现在已经成了标准系和山东商会的技术骨干，现在山东商会下的企业都已经开办或者合办职工夜校，目不识丁的工人已经近乎绝迹，现在山东商会手里最大的资本就是这近十万受过教育的技术工人队伍。武翼新军也是如此，随营夜校已经办成了枣林军校，山东大学堂和其他几个高等学校都有武翼新军的委派学生，基层连队里面也都要开办识字班和数理班，可以说在军营里只有进来的睁眼瞎，绝没有出去的文盲。”吴宸轩当然知道“教育为本”的思想，德国日本之所以屹立不倒，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完备的教育制度培养的高素质国民。“说道山东大学堂，我给他们的校训就两个字“知行”，私下里给校方的负责人灌输的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现在山东大学堂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我这个名誉上的校长都不敢进学校门，怕被教授们逮着，追我欠的授课课时。”
蔡元培一脸的钦佩，对这位满清官僚中的异数兴趣浓厚，天知道如果让他知道这些方针制度的都是他自己在北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会不会把吴宸轩这个文抄公给踢倒楼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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