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席昂为代表的学者团的到来无疑解了奥卡的燃眉之急，新政铺陈诸事草创，正需要大量人才从旁协助来拾遗补缺矫枉过正，但可惜的是罗马的教育尚未普及平民阶层，先贤留下的宝贵知识和思想几乎都掌握在贵族以及少量的精英手中，因而即使新政府中大量空缺虚位以待向知识阶层敞开，但除了贵族趋之若鹜之外，那些奥卡真正看重的学者型人才却只有极少数表现出了积极的兴趣。
这样的局面奥卡也并不是没有预料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无非是因为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于此次改革较之以往任何一次改革都截然不同的性质和意义，散落各地的学者很难深入认识到，尽管每一周在奥卡的指派下都有专门人士对改革的进度内容进行撰写，然后通过印刷复制由各地办事处公开发售以便公民实时了解，但信息的获取仍然显得滞后，而且信息量也只能勉强达到粗概描述的程度，这直接导致了不少学者始终对改革持观望态度。
二来，之前的罗马沿承的一直是纯粹的贵族统治，政权大部分掌握在贵族、相对有特权的罗马市民手中，能够从外省、底层民众中间脱颖而出的高层官员屈指可数，这和最初的罗马是一种类似城市联合的松散政治同盟有关，这种存在明显倾向性和保护主义的封闭守旧政治给人的印象太过根深蒂固，因而不少学者和平民人才都很难相信改革真的能打破牢固的藩篱，使政治中枢面向全国敞开。
最后，也是最为隐晦的一点，那就是宗教的问题，先前也提到了罗马的知识阶层十分单一，除了贵族，剩下的基本都是属于古罗马希腊时代传承下来的学派团体，其中目前最具影响力、人数也最多的是新柏拉图学派。新柏拉图学派，顾名思义其理论的基础是建立在历史悠久的柏拉图哲学之上，不过与旧柏拉图学派相比他们另外吸取了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斯多阿以及东方宗教哲学的部分内容，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成分。
新柏拉图学派其实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的百家有一点类似，它们实际上都是哲学流派，处世哲学和对哲学的思考才是百家真正的精髓，只不过最后机缘巧合之下华夏百家真正留下名气的却是各自赖以生存于世的技能，比如墨家的器械、纵横家的外交之术、兵家的兵略等等。而在这一点上，新柏拉图学派有所不同，古代西方人很早就对哲学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因而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流传千古的伟人他们尽管个个博学多才，往往精通好几门自然科学，但在西方的史书记载中他们最为光辉耀眼的成就却依旧是留给后人的哲学思想。
而众所周知，宗教其实归根究底也是一种哲学，而同一个领域的竞争毫无疑问是异常残酷的，特别是随着基督教在帝国的崛起，新柏拉图学派提倡多神论与各种密信、法术的主张显然与基督教宣扬一神的核心教义显然相悖，于是受到基督教的极力打压，由于罗马政府偏向基督教，新柏拉图学派无力对抗，只能是龟缩一隅，于是在地域的分隔差异下分成了三个支流，即以扬布里柯为代表的叙利亚派、以小普鲁泰克和普洛克洛为代表的雅典派以及最后以希帕提亚为代表的亚历山大派，当然，这是原本历史上的分流脉络，而现实里目前还只有叙利亚派和雅典派，因为亚历山大派形成的核心人物希帕提亚还只是一个妙龄美丽的少女。
分流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新柏拉图学派力量和影响力的衰弱，面对声势浩大的基督教，新柏拉图学者们只能是低调行事，避免与拥有政府支持的基督教冲突，被迫养成了谨小慎微的处事态度，因而导致他们虽然对改革十分心动但却不敢贸然加入，他们并不知道奥卡早已与基督教分道扬镳。
当然，这其中也有奥卡的责任在里面，主要是改革计划的顺序有些问题，按照奥卡的设想，全面改革的步骤将是第一阶段着眼于国政的确立、国家框架的建设，第二阶段是经济与军事的改革，第三阶段是农业特别是土地制度的改革，而最后才是宗教事务。这样的顺序原先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看来已经暴露出不少欠考虑的地方，学者们的犹豫就是一个例子，因为迟迟看不到改革对宗教倾向的明确转变，学者们怎么敢随随便便露头，冒着被基督教迫害的风险？
好在奥卡及时发现了自己的失误，果断颁布诏书，以皇命特召的形式直接向那些学者发出邀请，这个时候就能看出一个后世人的自由开放不受拘束的思维是多么可贵了，以皇帝之尊荣亲笔书就信函诚邀学者来罗马，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轰动性的，在这个时代的人眼中这不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内在自然流露于外的胸怀，有了皇帝的邀请任何压力都消弭无形了，以席昂为首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学者团便是第一批响应号召来到罗马的学派团体，人数足足有一百一十六人的学者团规模之大也是引起了罗马城的热烈反响，而在奥卡看来，这一张张或年轻稚嫩或垂垂老矣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财富，有了他们很多国政展开中因人才匮乏而面临的难题顷刻间就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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