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两点上课铃声响起时，迈步走进了讲课的教室。
刚一进门，我就听到一个威严的声音喊道：“起立！”
我扭头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坐在教室里的军官已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像电线杆似的站在自己的座位上。
我走到讲台上，将手里拿着的文件夹放在讲桌上。随后面向下面的军官，朗声说道：“同志们，请坐！”
“坐下！”人群里又发出了一个口令。
随着口令，站得笔直的军官们刷的一下都坐了下去。
我没有立即开始讲课，而是环顾四周的环境。学员的桌子分成五排，每排六人，正好三十人。看他们的肩章，不是上校就是中校，级别最低的也是少校，将来到部队以后，很快就能成长为部队的中坚力量。
再往教室的后面望去，不光朱可夫、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三位元帅在，另外还有几名扛着将星肩章的军官，也坐在后面。
看到这么多人来观摩我的讲课，我的心跳顿时加速了。为了增强自己的信心和引起学员们的注意，我在轻轻地咳嗽一声后，转身走到黑板前，将今天要讲的内容写在了上面，同时大声地说道：“我们今天讲课的内容，就是如何在城市中防御与进攻。”
等我将要讲的标题在黑板上写出来以后，心情顿时平复了许多。我面向台下的学员，没有去看他们的眼睛，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后面的墙壁上，正式开始讲课：“指挥员同志们，随着战场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军一方的发展，如今我们早已从最初的防御者变成了进攻者。
接下来的战斗中，我们除了会与敌人在人烟稀少的开阔地域和无人区进行外，还将在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大城市进行，比如说柏林。
在介绍城市攻防战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城市防御的问题……”
“将军同志，”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布琼尼的身边忽然站起一名将军，他将一只手高高地举过头顶问道：“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是战场上的进攻者，有必要让学员们来学习城市的防御战术吗？”
虽然我不认识对方，但根据我的判断，对方应该是学院的教员之类，因此我礼貌地回答他说：“这位将军，拳击手有这样一句话：要想学会打人，就必须要先学会挨打！在战场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光想着如何去揍敌人，也应该考虑到敌人比我们强大时，我们就不得不暂时转入防御。
打个比方说，我军在进攻中曾多次出现部队已经冲进了城市，但在德军的疯狂反扑下，因为防守不利，打到最后，部队伤亡惨重，只能被迫从城市中退出来。假如我军指战员能多掌握一些防御技巧，我估计被敌人赶出城的几率就能小很多。”
我说完这番话，有意停顿下来，看着那位教员重新坐下后，才继续往下说：“城市战，又可以称为巷战。巷战和野战的最大不同在于：战场被无数按照一定规律排列的建筑分割，任何战术单位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而狭窄的场景之中，这给敌我双方观察、火力的运用都带来了限制。
大家想想，在巷战中，错综复杂的街道、不知道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敌人、从废墟或建筑物里突然飞出的子弹等等，这一切都使得乡长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双方在这种环境里，谁对巷战战术运用得灵活，谁就能取得战场的主动权……”
我说到这里，再次停了下来，镇定自若地观察教室里所有人的表情，只见学员们都在埋头疾书，而后排的朱可夫皱着眉头正在思索着什么，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凑到一起低语着，而另外几名教员，也和学员们一样，正在本子上记录我所说的话。
见大家都在认真地听讲，我的心情也变得愉悦起来，我接着说道：“……我们首先来谈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是我曾经亲自参与过一次战役……
在斯大林格勒，德军的主要战术是各兵种联合作战，他们非常重视步兵、工程部队、炮兵和空军的地面轰炸的协调。为了对抗这种战术，我军指挥员采取了贴身紧逼的策略，尽量将己方的前线与德军贴近，让双方的防线变得犬牙交错，这样就导致德军的炮兵部队无法发挥远程攻击的优点。
敌我双方对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楼房、每一个房间、每一条下水道都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到1943年初的时候，因为斯大林格勒城内已没有完整的建筑，我军指战员与德军的巷战中，只能利用被炸毁建筑的残垣断壁来掩护自己。”
“奥夏宁娜将军，”趁着我说话停顿的间隙，后排又有教员发问，“听说您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发明了一种有效的防御工事，您能给大家讲讲吗？”
这位教员的话，让我觉得有必要向在座的指挥员，介绍一下由工兵大尉米海耶夫设计的这种防御工事，“指挥员同志们，刚刚这位教员提到的新型防御工事，是我手下的一名工兵连长设计的，他选择建立工事的地方，是一栋三层高的楼房。
楼房的地下室，在面向街道的方向，架设一门45毫米反坦克炮，用于轰击进入射程的德军坦克或者装甲车；一楼的窗口，部署机枪沙袋掩体，在地板上铺设砂土，可以防止敌人的弹片伤害；二楼就由普通的战士来把守，他们不光可以从窗口向敌人射击，还能向下面投掷手榴弹；三楼就是指挥员和狙击手的位置，既可以观察敌人的动向，也能对敌人的指挥官进行狙击。至于阁楼嘛，也被利用上了，我们的炮兵在这里架设82毫米迫击炮，通过被炸开的屋顶，炮击敌人密集的步兵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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